『盛装舞步』
作者:王小波
初入大学的门槛,我发现有个同学和我很相像:我们俩都长得人高马大,都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而且都能言善辩。后来发现,他不仅和我同班,而且同宿舍,于是感情就很好。每天吃完了晚饭,我要在校园里散步,他必在路边等我,伸出手臂说:年兄请——这家伙把我叫做年兄,好像我们是同科的进士或者举人。我也说:请。于是就手臂挽着手臂(有点像一对情人),在校园里遛起弯来,一路走,一路高谈阔论。像这个样子在美国是有危险的,有些心胸狭隘的家伙会拿枪来打我们。现在走在上海街头恐怕也不行,但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北京的一所校园的角落里遛遛,还没什么大问题。当然,有时也有些人跟在我们身后,主要是因为这位年兄博古通今,满肚子都是典故;而我呢,如你所知,能胡编是我吃饭的本事,我们俩聊,听起来蛮有意思的。有些同班同学跟着我们,听我们胡扯——从纪晓岚一路扯到爱因斯坦,这些前辈在天之灵听到我们的谈话内容可能会不高兴。到了期中期末,功课繁忙,大家都去准备考试,没人来听我们胡扯,散步的就剩下我们两个人。

我们俩除了散步,有时还跳跳踢踏舞。严格地说,还不是踢踏舞。此事的起因是:这位年兄曾在内蒙插队,对马儿极有感情,一看到电视上演马术比赛,尤其是盛装舞步,他马上就如痴如狂。我曾给他出过这样的主意:等放了暑假,你回插队的地方,弄匹马来练练好了。他却说,我们那里只有小个子蒙古马,骑上去它就差不多了,怎么忍心让它来跳舞——再说,贫下中牧也不会答应,他们常说:糟蹋马匹的人不得好死。然后,他忽然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啊呀年兄,咱们俩合起来是四条腿,和马的腿一样多嘛!……他建议我们来练习盛装舞步,我也没有不同意见——反正吃饱了要消消食。两条大汉扣着膀子乱跳,是有点古怪,但我们又不是在大街上跳,而是在偏僻小路上跳,所以没有妨碍谁。再说,我们俩都是出了名的特立独行之士,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干部,全都懒得来管我们。后来有一天,有个男同学经过我们练习舞步的地方——记得他是上海人,戴副小眼镜——他看了我们一阵,然后冲到我们面前来说,像你们俩这样可不行——不像话。说完就走了。

这位同学走了以后,我们停了一会儿。年兄问道:刚才那个人说了什么?我说:不知道。这个人好像有毛病——咱们怎么办?年兄说:不理他,接着跳!直到操练完毕我们才回宿舍拿书,去阅览室晚自习。第二天傍晚,还在老地方,那位小眼镜又来了。他皱着眉头看了我们半天,忽然冲过来说:那件事还没公开化呢!说完就又走了。这回我们连停都懒得停,继续我们的把戏。但不要以为我们是傻子,我知道人家说的那件事是同性恋。很不巧的是,我们俩都是坚定的异性恋者,我的情况尚属一般,年兄不仅是坚定的异性恋,而且还有点骚——见了漂亮女生就两眼放光,口若悬河。当然,同样的话,年兄也可以用来说我。所以实际情况是:说我们俩是同性恋,不仅不正确,而且很离谱。那天晚上那位眼镜看到的,不是同性恋者快乐的舞蹈,而是一匹性情温良的骏马在表演左跨步,……文化人类学指出,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的人之间,会发生误解,明明你在做这样一件事,他偏觉得你在做另外的事,这就是件误解的例子。你若说,我们不该引起别人的误会,这也是对的。但我们躲到哪儿,他就追到哪儿,老在一边乱嘀咕。

我和年兄在校园里操练舞步,有人看了觉得很可耻,但我们不理睬他。我猜这个人会记恨我们,甚至在心里用孟夫子的话骂我们:“无耻之耻,无耻矣!”我们不理他,是因为他把我们想错了。顺便说一句,孟老夫子的基本方法是推己及人,这个方法是错误的。推己往往及不了人,不管从谁那儿推出我们是同性恋都不对,因为我们不是的。但这不是说,我们拒绝批评。批评只要稍微有点靠谱,我们就听。有一天,我们正在操练舞步,有个女同学从那儿经过,笑了笑说:狗撒尿。然后飘然而去。我们的步法和狗撒尿不完全一样,说实在的,要表演真正的狗撒尿步法,非职业舞蹈家不可,远非我二人的胯骨力所能及;但我们忽然认为,盛装舞步还是用马匹来表演为好。

我早就从大学毕业了,靠写点小文章过活,不幸的是,还是有人要误解我。比方说,我说人若追求智慧,就能从中得到快乐;就有人来说我是民族虚无主义者——他一点都不懂我在说什么。他还说理性已经崩溃了,一个伟大的、非理性的时代就要降临。如此看来,将来一定满世界都是疯子、傻子。我真是不明白,满世界都是疯子和傻子,这就是民族实在主义吗?既然谁都不明白谁在说些什么,就应该互不答理才对。我在这方面做得不错,我从来不看有痰气的思辨文章(除非点了我的名),以免误解。至于我写的这种幽默文章,也不希望它被有痰气的思辨学者看到。

『最初的晚餐』
作者:陈忠实
想到这件难忘的事,忽然联想到“最后的晚餐”这幅名画的名字,不过对我来说,那一次难忘的晚餐不是最后的,而是最初的一次,这就是我平生第一次陪外国人共进的晚餐。

那时候我30出头,在公社学大寨正学得忙活。有一天接到省文艺创作研究室的电话,通知我去参加接待一个日本文化访华团。接到电话的最初一瞬就愣住了,我的第一反应是我穿什么衣服呀?我便毫不犹豫地推辞,说我在乡村学大寨的工作多么多么忙。回答说接待人名单是省革委会定的,这是“政治任务”必须完成。这就意味着不许推辞更不许含糊。

我能进入那个接待作陪的名单,是因为我在《陕西文艺》上刚刚发表过两个短篇小说,都是注释演绎“阶级斗争”这个“纲”的,而且是被认为演绎注释得不错的。接待作陪的人员组成考虑到方方面面,大学革委会主任、革命演员、革命工程师等,我也算革命的工农兵业余作者。陕西最具影响的几位作家几棵大树都被整垮了,我怎么也清楚我是猴子称王的被列入……

最紧迫的事便是衣服问题。我身上穿的和包袱里包的外衣和衬衣,几乎找不到一件不打补钉的,连袜子也不例外。我那时工资39元,连我在内养活着一个5口之家,添一件新衣服大约两年才能做到。为接待外宾而添一件新衣造成家庭经济的失衡,太划不来了。我很快拿定主意,借。

借衣服的对象第一个便瞄中了李旭升。他和我同龄,个头高低身材粗细也都差不多。他的人样俊气且不论,平时穿戴比较讲究,我几乎没见过他衣帽邋遢的时候。他的衣服质料质料也总是高一档,应该说他的衣着代表着70年代中期我们那个公社地区的最高水平。“四清”运动时,工作组对他在经济问题上的怀疑首先是由他的穿着诱发的,不贪污公款怎么能穿这么阔气的衣服?我借了一件半新的上装和裤子,虽然有点褪色却很平整,大约是哔叽料吧我已记不清了。衬衣没有借,我的衬衣上的补钉是看不见的。

我带着这一套行头回到驻队的村子。我的三个组员经过一番认真地审查,还是觉得太旧了点,而且再三点示我这不是个人问题,是一个“政治影响”问题,影响国家声誉的问题……其中一位老大姐第二天从家里带来了她丈夫的一套黄呢军装,硬要我穿上试试。结果连她自己也失望地摇头了,因为那套属于将军或校官的黄呢军装整个把我装饰得面目全非了,或者是我的老百姓的涣散气性把这套军装搞得不伦不类了。我最后只选用了她丈夫的一双皮鞋,稍微小了点但可以凑合。

第二天中午搭郊区公共车进西安,先到作家协会等候指令。《陕西文艺》副主编贺抒玉见了,又是从头到脚的一番审视,和我的那三位工作组员英雄所见一致:太旧。我没有好意思说透,就这旧衣服还是借来的。她也点示我不能马虎穿戴,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国家影响政治影响”的大事。我从那时候直到现在都为这一点感动,大家都首先考虑国家面子。老贺随即从家里取来李若冰的蓝呢上衣,我换上以后倒很合身。老贺说很好,其他几位编辑都说好,说我整个儿都气派了。

接待作陪的事已经淡忘模糊了,外宾是些什么人也早已忘记,只记得有一位女作家,中年人,大约长我10岁。我第一眼瞧见她首先看见的是那红嘴唇。她挨我坐着,我总是由不得看她的红嘴唇,那么红啊!我竟然暗暗替她操心,如果她单个走在街上,会不会被红卫兵逮住像剪烫发砍高跟鞋一样把她的红嘴唇给割了削了?

那顿晚餐散席之后我累极了,比学大寨拉车挑担还累。

现在,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常常接待外宾并作陪吃饭,自然不再为一件衣服而惶慌奔走告借了;再说,国家的面子也不需要一个公民靠借来的衣服去撑持了;还有,我也不会为那位日本女作家的红嘴被割削而操心担忧了,因为中国城市女人的红嘴唇已经灿若云霞红如海洋了。

『给我一个岛』
作者:席慕蓉
你知道吗?在那个夏天的海洋上,我多希望能够像她一样,拥有一个小小的岛。

她的岛实在很小,小到每一个住在岛上的居民都不能不相识,不能不相知。

船本来已经离开码头,已经准备驶往另一个更大的岛去了,但是,忽然之间,船头换了方向,又朝小岛驶了回去。

我问她为什么?是出了什么事吗?

她微微一笑,指着把舵的少年说:“不是啦,是他的哥哥有事找他。”

码头上并没有什么人,只看见远远的山路上,有辆摩托车正在往这边驶来。天很蓝,海很安静,我们也都静静地坐在甲板上等待着,等待着那越来越近的马达的声音。

果然,是少年的哥哥要他去马公带一些修船的零件回来,样品从码头上那只粗壮黝黑的手臂中抛出,轻缓而又准确地,被船上另一只同样粗壮黝黑的手臂接住了。没听到有人说谢谢,也没听到什么人说再见。只有船上的少年微微向岸上挥一下手,船就离开了。

回头望过去,小岛静静地躺在湛蓝的海上,在几丛毗邻的房屋之间,孩子们正在游戏追逐,用石砌成的屋墙听说可以支持一千年,灰色的石块在阳光下有一种令人觉得踏实和安稳的色泽。

再延伸过来,在岛的这一边,是连绵着的又细又白又温暖的沙滩,长长的一直伸到海里。天气很晴朗,海水因而几乎是透明的,从船边望下去,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海底的珊瑚礁。

我问她:“这里,是你的家乡吗?”

“是我先生的,他是在这个岛上出生的。”

她的回答有一种不自觉的欢喜与自豪,让我不得不羡慕起她来。

船在海上慢慢地走着,在广阔的海洋上,船是多么自由啊!从小到大,一直喜欢坐船,喜欢那一种乘风破浪的欢畅,不论在哪里,往前走的船永远能给我一种欢乐和自由的感觉。但是,我现在才明白,所有的欢乐和自由都必须要有一个据点,要有一个岛在心里,在扬帆出发的时候,知道自己随时可以回来,那样的旅程才会有真正的快乐。原来,自由的后面也要有一种不变的依恋,才能成为真正的自由。

我多希望,也能够有一个小小的岛,在这个岛上,有我熟悉的朋友,有我亲爱的家人。

我多希望,也能够有一个岛,在不变的海洋上等待着我。

不管我会在旅途上遭逢到什么样的挫折,不管我会在多么遥远的地方停留下来,不管我会在他乡停留多久,半生甚至一生!只要我心里知道,在不变的海洋上有一个不变的岛在等待着我,那么,这人世间一切的颠沛与艰难都是可以忍受并且可以克服的了。

你说,我的希望和要求算不算过分呢?

『夫妻的笑』
作者:顾随
晚九点了,街上的行人渐渐少了。

一条冷僻的街上,有一座败落的小杂货铺子,这杂货铺子不过一间大的门面。

铺门外边,用四根竿子支起一个凉蓬,蓬下挂一盏较大一点的煤油灯,灯下摆着水果摊子。

“五月鲜”的白和“关爷脸”的红,映着灯火发出绝妙的娇艳彩色来。

水果摊子当中,摆着一张小白木桌子。

桌子上有茶具:一把假“宜兴瓷”的红色壶,壶嘴早已碰缺了,两只粗瓷的白茶杯子,都盛着酽酽的红色茶。

桌子这边,一位妇人盘膝坐在一张小竹床上;低着头,塌下眼皮,去做手里的针线。

她已经三十上下岁;穿一条粗布褂子;头发稍微乱哄哄的,挽一个家常髻;面皮手指,因为常受风日和常做粗活的缘故,都有点粗糙。

然后她的相貌倒很甜净。

眉目也很疏朗。

那边坐着一位三十多的男子,光着膀子乘凉,露出风吹日晒的铜色皮肤来。

他的面貌现出诚实和忠厚的品性。

他时常用一杯茶润润嗓子。

他低着头,正看手里那本极低俗的小说,叫做什么《刘大人私访》;并且大声,按着轻重、快慢的音节,念出来,津津有味地读给她听。

真奇怪!

他们两个人——读的他和听的她——忽然同时觉得这书的某地方有趣,心里感到一般无二的愉快。

于是他俩同时抬起头来;她的眼睛离开手里的针线;他的眼睛离开那本破小说;四只眼睛发出饱满、快乐的光线,接触成两条平行线;你看我,我看你,对瞅着一笑;又低下头,做活的做活,念书的念书。

天使连开神光,展开双翅,在他们头上飞来飞去。

四围的空气都变得神圣而甜美!

我在街上一个黑暗犄角里立着,看见以上所经过的事情。

看到末后,我眼里涌出热泪来;我的血涨起来,心突突地乱跳,好像要离开腔子。

我本要经过这铺子往前走。

但是我没有胆气去撞破这一团神圣而甜美的空气。

我又跑回原路了!

1921年6月

『教养指数和文明的疾病』
作者:朱大可
中国人的礼貌,似乎已成民族自我整容的重大议题。据媒体报道,最近一项在1500名欧洲酒店经理中进行的调查显示,日本人当选世界最佳游客,中国人则在世界最差游客中名列第三。与此同时,外交部也公开发布《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2007年版)》,其间列举了19种寻求领事保护的常见问题,提醒本公民出国时要在公共场合表现平静,不要大声说话,避免突出自己;不要在公共场所参与他人的争吵,如此等等。

关于中国人教养的海外指责,正在演变为一种喜剧式的笑声。在阿姆斯特丹最大的钻石专卖店盥洗室里,贴有唯一的中文告示是:“请不要站在马桶上!”这是与其说是对中国游客的讽刺,不如说是对整个民族的劝谕。尽管法国人在上述排名中被列为世界最差游客,但只是因为他们拒绝说英语而已,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教养,依然是全球公民的榜样。这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伟大成果。欧洲耗费了三百年的时间,完成了关于国民教养的塑造。后发民族俄罗斯,耗费一百多年向法国学习礼仪和音乐,日本人则先后向中国和欧洲学习技术、制度和教养,于是,这两个民族最终都“脱胎换骨”,摇身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个号称“礼仪之邦” 的文明古国,却逐渐丧失文明优势,成为教养指数低下的负面样板。问题的要害在于,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把粗鄙当豪情,把无知当朴素,把暴力当革命,把失礼当率真,把低俗当可爱,把仇恨当爱国,又把无耻当成了反叛?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难以启齿的,因为它指涉了现代制度的剧烈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粗鄙就是政治转型的直接遗产。领袖“放屁”,百官骂娘,民众“操*”,这种所谓“无产阶级”的话语方式,不仅意味着思想清洗,而且是个人教养的全面废弃。政治正确代替了个人教养。1960年代影片《霓虹灯下哨兵》里,排长陈喜挥手道别的姿态,被定义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并成为教育人民的反面教材。这种价值的颠倒,以及文明的自我摧毁,正是教养沦丧的主要原因。经过反复的政治清洗,到1976年底,中国人的教养已经荡然无存。

长期以来,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涯,只有一项跟“教养”真正相关的事务,那就是“劳动教养”,但它跟真正的教养无关,在许多法学家看来,它只是一种不当授权的衙门私刑而已。在我们的道德事务中,教养仍然毫无踪影。甚至在80年代的“人道主义思潮”中,它也没有被纳入核心价值的范畴。

作为种族文明的个人表达,教养是是礼貌、风度、修养、德行和健康心理的混合体。教养要求我们展开内省,明辨自身的社会角色,在捍卫主体自由的同时,尊重他人(其他生物)的权利和感受。教养是所有财富中最昂贵的一种。做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比做一个有钱的中国人远为重要。教养应当与独立、自由、民主、正义、诚信和个人尊严一起,成为国民的核心价值。

毫无疑问,教养不是西方民族的文化专利,更与所谓“资产阶级思想”无关,而是人类文明的普世标准。教养和国家发达程度呈正比关系。它是文明的旗帜,并据此展示民族的精神高度。只有教养指数高涨的民族,才具备区域和全球领导力,并承担维系国际秩序的使命。而对于无教养的国度,任何华丽的“盛世叙事”,都只能是自我陶醉的幻梦而已。

作为一种优美的意识形态,教养不是政治规训和德育美育课程的结果。早在80年代,就已出现了“五讲四美”的口号,此后,以政治正确方式展开“精神文明”教育,耗费大量人力和物力资源,结果却收效甚微,相反,由于互联网的无名氏效应,粗鄙化正在变本加厉。近年以来,第三代儒家崇尚恢复礼教,民俗学家号召保卫民俗,企图用磕头之类的礼仪来改造国民,提升国民的文明礼貌程度,却还是缘木求鱼,舍本逐末之举。政治灌输方式,易于引发民众的逆反心理,而恢复磕头礼节,则只能滋养新的奴性。此外,举止谈吐固然是灵魂的显现,但终究是教养的表皮,犹如那些华丽的衣物,可以脱卸和伪饰。只有教养本身才能直达灵魂,从内部解决文明的危机。

在GDP指数保持高位、奢侈品被大肆哄抬的今天,全民教养指数却在继续跌落,并有归零的危险,而我们竟然对此毫无警觉。应当感谢西方人,他们发现并警告了我们的疾病。但没有任何一种现成药方,能够挽救这濒死的教养。西方人费了三百年才养成的事物,我们要耗费更多的年份去重构。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事实。时间,也许是摆脱这场文明噩梦的唯一道路。

『邻居和荒草』
作者:王建波
我有两家邻居,这几年间陆续搬走了。春去秋来之间,少了许多欢闹。夏天一场雨后,他们门前屋后的荒草疯长,才想起,原来搬走已经很久了。然而那些房子里外的故事却如同门廊上的对联,颜色退了,却不剥落消失……

西边这家,听父亲讲过,他们祖上是地主,受过批斗。1958年大旱灾,这家的男主人---二爷,只剩下干瘦的骨架托着大肚子,村里人说他是“怀胎九月”。荒年过后,二爷拼了命干活,又加上外出谋生的大爷的支持,生活也日渐殷实。二爷有两女一子,初中毕业后都外出打工,如今已在城市站稳脚跟。他们接二爷老两口去城市的事情,算算已经近十年了。

二爷家院子里载有一棵葡萄树,我小时候去玩时,二爷总是要摘下一大串,90年代的农村,肚子才刚刚填饱,葡萄算是奢侈物了。直到后来他们搬走后的好几年,院子交由他的本家打理,我们这几家的孩子仍然能年年受用。而这些年,我一直外出求学,这些事情也就没有留在心上。直到去年回家,母亲说那棵葡萄树已经被二爷的本家砍掉了,原因是村上小孩翻墙偷吃葡萄,弄坏了葡萄架子。等我再有机会路过那边,那往年过墙的青青枝叶已然不见。而那满树的记忆和恩惠,因为某个孩子的贪吃,也和着我的点点哀愁,消逝流年之中。

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也没有永久的邻居。

恍惚梦中,我看见二奶奶抱着两三岁的我,和我母亲游戏嬉闹,而她的脸,却怎么也记不清了……

刘大伯家的砖瓦房,离二爷家的大门不过五步。前两年的一场大风雨,屋顶已全部坍落。它太老了。

我记得那瓦房屋顶的兽物,有鸽子(小时候总觉得那是真的鸽子,但每次拿弹弓打又打不中),有麒麟,还有像狗一样的怪兽,据说都是避邪之物。然而人去屋倒,再避邪也没有用了。刘大伯老房子里有一件我极好奇的东西,就是正堂屋里挂着的家谱,从上到下,如倒生的大树。可惜看的时候不识字,识字了却没有机会了。暑假回家见到刘大伯了,他脸上已经横了几道“沟”,寒暄过后,再也无话可说了。后来又听人说,刘大娘瘫痪了,已经卧床半年有余。这个勤劳的主妇,我小时候见她最多的就是做饭,下地,伺候一家老小,现在,她终于可以歇歇了……

农村人的一生,甚至没有一分钟是为自己活的。我这一辈儿往前的人们,能走路就开始干活,长大了成家养老,老了又得抚养孙子孙女。他们也抱怨过,也吵闹过,但是抱怨之后,还继续扛起自己的担子。也许在他们心里,为亲人活就是为自己活吧!

中国人讲“远亲不如近邻”。杜甫诗云“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住得近了,住得久了,自然会注重这份“邻居”之情。大雨来的时候,你会毫不犹豫去帮邻居收粮食;遇到红白喜事,妇女们洗洗涮涮,男人们抬棺搬桌,绝无推脱之心;平日里要是哪家有个时新的好吃东西,也准会给四邻送点,无论多少,吃的是个热闹、和气。

“城市化”像“淘金热”,或许就是淘金热,让冷清的地方更冷清,让热闹的地方更热闹。也不知道我那些出门在外的邻居们现在过得怎样,不知道他们还记不记得他们的老家,还有我这个调皮捣蛋的孩子……

可是,他们总该不必担心。二爷,刘大伯,你们家门前的那些荒草,我爸已经用农药喷过几次,都已干净了。留下那些顽强抵抗的,我也用铁锨将其消灭了。如果你们有天会回来,也不至于在荒草中迷路或者叹气。

这毕竟是回家的路。

『被施舍的抚摸』
作者:雅歌塔.克里斯多夫
这一天,我们穿上又破又脏的衣服,还有那一双破鞋子,刻意弄脏脸和手,然后来到大街上。我们在街上一个地方停下来,就在那儿等候路人经过。

一有外国军官经过,我们就会把右手向前伸直向他敬礼,然后伸出左手来乞讨。最常见的情况是,经过我们面前的军官没停下,或是没看见我们,或是看也不看我们一眼。

终于,有个军官停在我们面前。他说了一些话,但我们听不懂他的语言。他问我们一些问题,我们没回答,只是一动也不动摆着乞讨的动作。他在口袋里摸索了一会儿,掏出一枚硬币和一块巧克力放在我们的手心上,然后摇摇头走开了。

我们又继续等候。

这时一位妇人经过,我们向她伸出手,她说:

“可怜的孩子,我没什么可给你们。”

说完后,她摸摸我们的头,我们说:“谢谢。”

之后,另一个妇人给了我们两个苹果,还有一个给了我们饼干。

又一个妇人经过,我们同样向她伸手乞讨。她停下来说:

“在这里行乞,你们难道不觉得丢脸吗?到我家来吧!有些蛮轻松的工作很适合你们。例如劈柴、擦阳台,你们够高够壮,做起来不吃力的。假如你们做得很好,我会给你们浓汤和面包吃。”

我们回答她:“女士,我们并不想替你工作,我们既不想喝你的浓汤,也不想吃你的面包,我们不饿。”

她问:“那么你们为何行乞?”

“我们只是想要知道这么做的后果,观察一些人的反应。”

她一听,一边走开一边大叫:“龌龊的小无赖,太放肆了!”

回家的路上,我们将行乞来的苹果、饼干、巧克力和硬币全都丢到草丛里。而我们头上曾被施舍的抚摸,是扔也扔不掉的。

『四个相命师』
作者:吴念真
阿端双眼失明,所以村子里的人习惯叫他“青瞑端”,当年他是矿村许多人的心理医生。

日子不顺的时候去找他,他会说七月家里犯白虎,九月秋凉之后北方壬水旺,赚钱如扒土诸如此类的,闻者便认命地忍受这段理所当然的艰辛。

万一九月还是不顺呢?他会要求把全家人的出生年月日都拿去给他看,全家几口人总会有一口又冲犯到什么吧?你说是不是?

他说的话没人不信,于是再苦也可以往下撑,因为有信仰便有力量,三民主义不也这么说过?

有一年父亲不顺了近乎一整年,年末我们随妈妈去“问诊”;这回他倒像是十几二十年后才时兴起来的“前世今生”的大师,他说父亲前世是贪官,此生所赚的钱除了养家活口之外,别想有剩,即便一时有剩也转眼成空,因为要还前世所欠的债。

妈妈一听完全降服,因为这正是父亲的生命主轴。

由于时间尚未用完,妈妈说:“那替我家老大顺便看看。”

那年我刚退伍,未来有如一团迷雾。他只掐指算了算,便说我前世是“菜店查某”,意思是风尘女子,故这辈子,咳咳,知你“花名”者众,知你本名者寡;恶欢饮交际、喜做家事。赚钱诸事大多在夜间完成,赏钱大爷三教九流,故我必须以不同身段、姿态迎合之。

话没讲完,妹妹们已狂笑到近乎失态,被我妈妈驱出门外。

妹妹们之后说她们狂笑的理由是:无法想象会有这种瘦弱不堪且长相不雅的午夜牛郎,而且还会有三教九流的大爷肯赏钱。

几年后经过验证发现他真是神准,举例来说,多数人知道我吴念真这个“笔名”,但不一定知道我的本名;写文章、写剧本通常是晚上,而投资老板或邀约的导演果然是千百种不同个性的人。但,那时“青瞑端”早已经往生。

三十岁那年,一个朋友的朋友说一定要认识我,朋友说这人喜欢研究命理,说看我写过的一些小说和剧本,透过朋友知道我的八字之后觉得我有趣,一定要告诉我一些事。

一个蒙蒙细雨的午后,我们在明星咖啡见面。因为还有人在一旁等我讨论剧本,所以他言简意赅地表示,我三十岁这年是“蜻蜓出网”,许多人生大事会在这年发生,要我把握千万不要浪费这机缘;顺便又严肃地跟我说:未来十年台湾必有大改变,理由是“电视、报纸上那些富贵之人大多数非富贵之相”。

那是一九八一年,我大学毕业、第一次得金马奖,金马奖第一次有奖金,而且多达二十万元,于是就用那些钱结婚,完成另一件人生大事。至于台湾是否有变动?当然有,至少之后十年中,从没人敢骂总统变化到骂总统成了新生活运动。

这个业余相命师随着与朋友疏远之后从未再重逢。

父亲晚年疾病缠身,有一天趁他在医院睡着,陪妈妈到基隆南荣路找另一个相命师做心理治疗。那人跟阿端一样双眼失明。

他算算父亲的八字之后只说:“活得辛苦、去得也艰难,这么辛苦的人就顺他意,不计较了,计较的话妳也辛苦,不是吗?”

妈妈听完掩面而泣,低声说:“谢谢老师,我了解。”

相命师也许发现我的存在,问我要不要顺便算算?听完我的八字,没多久他竟然笑了出来,说:“你也活得辛苦,只差你爸爸劳力,你是劳心,不过,你一生衣食无缺、朋友围绕,劳心劳神,皆属必然,其它,我就没什么好说了,你说对不对?”

与其说他是在算命,倒不如说他像师父开示。

他也许还在,但,就像他说的,一切皆属必然之下,我还有什么好问的?

人生碰过四个精采无比的相命师,这是其中三个。

另外一个,所说诸事皆未验证,称名道姓有所不宜,姑且不表。

『好狮子』
作者:海明威
从前有一头狮子,跟别的许多狮子一起在非洲过日子。别的狮子都是坏狮子,每天吃斑马,吃角马,吃各种各样的羚羊。有时这些坏狮子还吃人。吃斯瓦希里人,吃恩布卢人,吃万多罗博人,特别还喜欢吃印度商人。印度商人个个身体肥壮,很对狮子的口味。

可是,这头因为生性善良所以招得我们喜爱的狮子,背上还长着翅膀。就因为它背上长着翅膀,所以别的狮子都要拿它开心。

“看它背上还长着翅膀哩,”它们老爱这样说,说完大家就都哈哈大笑。

“看它吃的是什么呀,”它们还往往这样说,因为好狮子生性善良,只吃意大利面条和蒜味明虾。

那些坏狮子说得哈哈大笑,又特意吃上一个印度商人。那些母狮子则喝印度商人的血,舌头舐得哗哗直响,好像大猫一般,只偶尔停下来对好狮子狞笑一阵,或者狂笑一阵,对它的翅膀也要捎带咆哮上一通。它们都是很坏的狮子,心眼儿可歹毒了。

可是那好狮子却收拢了翅膀,蹲在那儿,客客气气地问,它可不可以来一客内格罗尼或亚美利加诺(注:两种混合酒的名称),它是一向不喝印度商人的血,只喝这些东西的。一天,它们捕到了马萨伊人的八头牲畜,它却坚决不吃,只吃了些意大利干制面条,喝了杯波莫多罗。

这一来就惹得那些坏心眼儿的狮子大冒其火了,其中有头母狮心眼儿最坏,它胡须上沾着印度商人的血,把脸就着草地怎么擦也擦不掉,当下它就说:“你算是老几,自以为比我们都要强上十倍?你是哪儿来的,你这头吃面条的狮子?你到这儿到底干什么来了?”它对好狮子一阵咆哮,那些坏狮子也都一起怒吼,一点笑声都没了。

“我爸爸住在一个城里,站在钟楼底下,脚下有成千只鸽子,都是它的臣民。这些鸽子一飞起来,哗啦啦响成一片,就像一条奔腾的河流。我爸爸所在的那个城里,皇宫宝殿比整个非洲还多。我爸爸的对面就有四尊大铜马,尊尊都是一足腾空的姿势,因为它们都见我爸爸害怕。

“我爸爸的那个城里,人们都不是步行就是坐船,真马是绝不敢进城的,因为都怕我爸爸。”

“你爸爸是只魔头飞狮。”那头坏母狮舔了舔胡须说。

“你吹牛,”一头坏狮子说。“这样的城市是没有的。”

“拿一块印度商人肉给我,”另外有头很坏的狮子说。“这马萨伊人的牲口刚宰,还不好吃。”

“你吹牛,不要脸,你这鹰头飞狮的崽子,”那头心眼儿最坏的母狮说,“我倒不如咬死了你,把你连翅膀一块儿都给吃了。”

这可把好狮子吓坏了,因为它看见那头母狮瞪着黄眼睛,尾巴上下甩动,胡须上的血都凝成了块,它还闻到母狮嘴里喷出一股好难闻的气味,因为母狮是从来不刷牙的。那母狮的脚爪下还按着几块不新鲜的印度商人肉。

“别咬死我啊,”好狮子说,“我的爸爸是一头尊贵的狮子,一向受大家敬重,我说的全都是事实。”

就在这时那头坏母狮向它扑了过来。可是它一扑翅膀,飞上了天,在那群坏狮子的头顶上打了个盘旋,那群坏狮子都眼睁睁望着它狂吼。它朝下一看,心里想:“这帮狮子多野蛮哪。”

它又在它们头上打了个盘旋,这一来那群坏狮子就吼得更凶了。它然后又突然来了个低飞,好看清那头坏母狮眼睛里的表情。那头坏母狮用后腿一蹲站了起来,想要把它抓住,可是爪子够不到它。它就说了声:“Adios(西班牙语:再见),”因为它是一头有文化修养的狮子,说得一口漂亮的西班牙话。“Aurevoir”(法语:再见)他又用典范的法语向大家大声呼喊。

那群坏狮子都用非洲的狮子语大吼大叫。

好狮子于是就打着盘旋,愈飞愈高,向威尼斯飞去。它降落在威尼斯的广场上,大家见了它都挺高兴的。它飞起来亲了亲爸爸的两颊,见那些铜马依然扬起了蹄子,见大教堂真比肥皂泡还美。钟楼还在老地方,鸽子都回巢去准备夜宿了。

“非洲怎么样?”它的爸爸问。

“野蛮得很呢,爸爸,”好狮子回答说。

“我们这儿现在有夜明灯了。”它的爸爸说。

“我看见了,”好狮子的答话完全是一副孝顺儿子的口吻。

“我的眼睛可有点受不了,”它的爸爸悄悄对它说。“你现在上哪儿去,孩子?”

“上哈利的酒吧去。”好狮子说。

“代我向西奇里阿尼问候,对他说我的账我稍过几天就去付清。”它的爸爸说。

“是,爸爸。”好狮子说完,就轻轻飞到地上,改用四足走到哈利的酒吧。

西奇里阿尼酒吧里一切都还如旧。它的老朋友都在。可是它去了非洲回来,自己倒有点不一样了。

“来杯内格罗尼吗,爵爷?”西奇里阿尼先生问。

可是好狮子是老远从非洲飞来的,在非洲待过它就不一样了。

“你们有印度商人三明治吗?”他问西奇里阿尼。

“没有,不过我可以代办。”

“你派人去办吧,可先给我来一杯马蒂尼,要绝干的。”(马蒂尼是以金酒为主料的混合酒,所谓“干”意即不含果味或甜味)它又补上一句:“要用戈登金酒做。”

“行,”西奇里阿尼说。“一定照办。”

狮子这才回过头来,看了看这满店高尚的人们,意识到自己又到了家乡,可也到底出外开过眼界了。它心里高兴极了。

『老王』
作者:杨绛
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

据老王自己讲:北京解放后,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他感叹自己“人老了,没用了”。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煌恐,因为他是单干户。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

老王不仅老,他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乘客不愿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他那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见。有一次,他撞在电杆上,撞得半面肿胀,又青又紫。那时候我们在干校,我女儿说他是夜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晚上就看得见了。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

有一天傍晚,我们夫妇散步,经过一个荒僻的小胡同,看见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老王正蹬着他那辆三轮进大院去。后来我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那儿多年了。

有一年夏天,老王给我们楼下人家送冰,愿意给我们家带送,车费减半。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每天清晨,老王抱着冰上三楼,代我们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胡同口蹬三轮的我们大多熟识,老王是其中最老实的。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

“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我代他请了假,烦老王送他上医院。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一定要给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我们从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

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像有了这半寸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他说可以凑合。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登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色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象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他“嗯”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

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

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上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我不能想象他是怎么回家的。

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

他还讲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么沟里。我也不懂,没多问。

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记忆』
作者:韩少功
你记得那时门前的水面,总是有一只大鸟掠过,划破一缕缕飘移的蓝色雾气。在月色朦胧的深处,传来了疲惫的捣衣声,还有口琴的吹奏被风搅得七零八落,飘入了坝下余热未尽的稻田和藕田。你却不记得那个吹口琴的邻队知青叫什么名字了,不记得自己曾经与他说过什么。

你记得早上起来的时候窗外一片冰天雪地,你掀掉大凉席上的大被子,发现院子里有猪在叫,一个身高刚够桌面的小孩居然在操刀杀猪,揪住猪尾一拖,将庞然大物从容放倒。还没看清他的动作,猪颈上已有一个口子红血喷注,流入了身旁沾着草须的瓦盆。你记得这一切,但不记得那天你为什么借宿在外,更不记得那个操刀猛士是谁家小孩,如何还有杀猪的惊人本领。

你可能还记得天边那令人惊骇的乌云,像一盆巨大的浓墨压顶泼来,云的边缘却被夕阳镶上了一轮弯曲的金边。乌云有两层或三层,钢灰色的高云,与浓墨色的低云形成了明显夹层,夹着一个幽深阔大的空间。有一只迷途的山鹰在那里上下翻飞,似乎不知道从哪里才能逃出这暗夜的四面合围,逃出自己的绝望。你这一辈子从未见到这种景象,也许永远不再会见到这种景象。你记得那一刻的全身哆嗦,但不记得那一天你为什么外出,是在什么地方观看这雨前的乌云,同行者还有哪些人以及同行者发出了怎样的感慨。

这些事情你都忘了。

你的记忆中留下了很多景象,但与之有关的前因后果却大多消失无痕,就像博物馆里的墙上图片尚存,说明文字大多已经脱落——是图片比文字更便于记忆么?如果没有纸写笔载,言词的有效保存期是否要大大短于图象?是否总要早早地褪色和蒸发?两年前,时值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三十周年纪念,一个刊物邀请我写篇文章,回顾一下我们的当年,十几个催稿电话打得我实在不好意思而且有了负疚感。但我一次次铺开稿纸还是没法写。我的记忆力变得如此糟糕,脑海里的零落图景总是残缺必要的说明文字。即便我十分珍视那一段故事,也没法把碎片重新编织成章。

事实上,我忘了当时朋友们说了些什么,写了些什么,为什么高兴,为什么生气,为什么到县城去结识了更多的朋友,为什么一律剃成光头后来又为什么一律迷上了木匠的手艺,还有老木与大川为什么大吵一架愤而割席……而只记得一些依稀的印象:知青户有一些禁书,大家曾经像大学者那样每人一盏小油灯读书到深夜,然后一脸庄严地围在小桌旁,讨论一些特别重大的事情,至少是讨论到国家副总理一级的人物,至少是讨论到能管上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历史大规律,如此等等。依据一些支离破碎牵强附会的传闻,争吵得面红耳赤气喘吁吁,其结果也毫无用处而且往往过几天就忘却。有些女知青甚至并不知道在讨论什么,常常把名字搞错胡乱放炮。但我们必须讨论,必须严肃地讨论,至少得用用“革命”、“国家”、“哲学”这一类大词,断断乎不能谈及庸俗无比的猪油和酸菜。我们肯定在哪一部电影里看到英雄们就是这样干的。

我们还有层出不穷的豪举,比方在农民家里大口吃着苍蝇叮过的剩饭,二话不说就把身上仅有棉袄脱给缺衣的穷汉子,自己花钱印出一些油印教材然后开办农民识字夜校。夜校是办成了,农民都兴致勃勃地带油灯来识字,但他们总是思想落后得很顽固,总是一边唱《国际歌》一边抠着脚趾头,一边听着马克思一边放出臭不可闻的红薯屁。巴黎公社有良种猪苗么?也抢收晚稻么?那他们不成了好吃懒做的二流子?凭什么还要大家来学习?……这些山里人真是愚不可及,但青年启蒙家还是特别的耐心和自信,恨不得揪住他们的耳朵让他们一眼看清进军凡尔赛的道理,恨不得猛踢他们的屁股,让他们在蚊虫叮咬之下明白写对联根本没有支援古巴和越南重要,明白古巴和越南一旦失守我们也就统统完蛋。我们肯定也是在哪一部小说里看到英雄们就是这样干的。

最后,我还能记得朋友们的各种英雄动作,比如见到远方来访的同志,紧紧而且久久地握手,以示千言万语都在无言的两手中交流;比如大寒天还冷水洗澡,以示革命者正在为明天更艰苦卓绝的事业而磨练自己的皮肤和意志。嵩山大队的来辩论,有人望风,有人做饭。来人见到望风的便交换口令,一方举起右手压低声音说“消灭法西斯”,另一方就举起右手压低声音说“自由属于人民”——当时一部外国革命影片里的地下工作者们,在某个联络点相遇时就是这样干的。我不记得那是一部阿尔巴尼亚还是罗马尼亚的影片,更不记得影片的名字是什么。这一规矩后来还传到了广西和广东,独眼老木拿着女生们卖血的钱,到那里去串访更多的同志,若不是我们这边有人坚决反对,他差一点就在那里成立了一个党,一个要闹得人头落地的党。

他们接头时也在消灭法西斯和自由属于人民,只是更多了一个暗号:手里的苏联小说《落角》或者是《白轮船》。

生活常常出自一种模仿,模仿记忆中某些事物。对于青年人来说,这些记忆可能来自电影、小说、音乐、图画、雕像以及博物馆,来自某些英雄的文化媒象。他们或是冲锋陷阵舍生忘死杀败了罗马帝国的大军,或是在延安开荒种地挑水扫地为老大娘送来救命粮,或是衣衫褴褛地在篝火前和战马前拉着手风琴等待顿河边诗情画意的黎明。欧美的、苏俄的、中国的文艺作品在当时是这些媒象的主要提供者。这些媒象从各种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乃至保皇主义的传奇英雄们身上抽离出来,从各种社会主张和历史事件中过滤出来,成了青年们操作生活的蓝本。他们无意复制前人的意识观念,不大关心而且很快忘却了那些意识观念,只是想重演那些激动人心和趣味无穷的细节——比如一次秘密接头时的口令。

记忆定制了模仿,模仿巩固和再生了记忆。模仿是一种具象的繁殖,经过一层又一层记忆的中转,传之久远和播之广远。比较而言,语言是一些难以记忆的奇怪声波,文字是一些难于记忆的复杂笔划,语言文字的记忆需要专门的学习和训练,对于大脑来说是一项较为生疏和艰难的业务,因此在缺乏特别学习和训练的人那里,总是力不从心,业绩较差。小孩模仿成人的动作和神态很容易,要传达成人嘴里的言语或笔下的文字,特别是一些大道理,往往就说得一塌糊涂。成人其实也强不到哪里去,通过接触文艺作品,他们很可能模仿古代某位英雄将军刮骨疗毒、单刀赴会一类行态,要重现他嘴里的文词,特别是一些忠君报国的大道理,往往言之不详,顶多也只是三言两语。正因为如此,一段即便是十分重要的文词,包括曾经让我们激动万分或者耿耿于怀的思考,曾经让我们唇枪舌剑或者冥思苦想的辩论,要不了多久,就会在人脑里大面积死去,最终所剩无几。在这样的情况下,人脑记忆里英雄的意识形态当然迅速淡逝。英雄如果被后人模仿,首先一定是姿态和动作的模仿。

前人说过,“得象而忘言”(王弼语)。看来,言词易忘,自古皆然,不仅是诗文家的道理,也是前人对心智性能的某种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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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难忘的一位学者:为钱穆定位』
作者:李敖
钱穆昨天死了,活了九十六岁。

我认识钱穆在三十八年前,一九五二年。那时我是高二学生,由于徐复观的儿子徐武军的介绍,钱穆和我做了一次谈话,他为人谦和,给我很深的印象;我年少多才,大概也给他一些印象。第二年他回香港,收到我质疑他书中错误的信,他回信给我,送书给我,对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人如此因材施教,真可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风度。

按说以钱穆对我的赏识、以我对他的感念,一般的读书人,很容易就会朝“变成钱穆的徒弟”路线发展,可是,我的发展却一反其道。在我思想定型的历程里,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我十八岁以后,未再跟钱穆有任何来往,并且三十多年来,对他有不少批评,如今钱穆死了,看到报上的胡乱报导,感而对他有以定位如下:

一、钱穆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大体上很有成绩,当然也闹大笑话。例如他考证孙武和孙膑为同一个人,并以此成名。但一九七二年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古墓“孙子”出土,证明了孙武是孙武、孙膑是孙膑,证明了所谓朴学,不过乃尔!

二、钱穆的史学是反动派的史学。他在“国史大纲”开宗明义,说一国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并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事实上,真正的历史家是不可以这样感情用事的。钱穆的史学却是搅成一团的产品,他似乎对“本国已往历史”太“满意”了,结果做了太多太多的曲解与巧辩。今天中国时报登“论民国以来史学,无出钱先生之右者”(龚鹏程语)全是胡说。民国以来的史学家,在解释上,高过钱穆的太多了。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就出其右。老师前进,学生落伍,只有钱穆那种自成一家的迂腐,才有此怪现象。

三、今天联合报登“民初有南钱(穆)北胡(适)之称”(张玉法语),也全是胡说,钱穆以一中学毕业生、一中学教员,受胡适提拔,北上入京,已是一九三○年以后的事,又何来“民初”?钱穆声名,也从未达到有南北之说与胡适相对过,这是今日贴金耳。不过,在胡适有生之年,在钱穆七十四岁以前,他未能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始终认为对钱穆不公道。钱穆的杂七杂八的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比姚从吾等学人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四、钱穆作为史学家,本已今人皱眉;但他不以此力足,倾余生之力,还要做经学家、理学家,甚至俨然当代朱子。这就更闹了大笑话。严格说,他在这一方面的著作多是失败的,更见其迂腐。他晚年以卜筮算命,更见其上学朱子手法,而头脑不清则一。

五、钱穆与当权者关系,是可耻的。蒋介石利用钱穆的反动,来哄抬政权;钱穆利用蒋介石的反动,来得君行道,结果,人越丢越大。被蒋介石“倡优畜之”的结果,他曲学阿世,大儒立场尽失,去朱子远矣!

六、蒋介石“用公帑建宾馆”,为钱穆安老于“素书楼”,证明了双方都公私不清。今天中央日报登钱穆搬出“素书楼”,是“国家和社会不尊重知识分子”(裴普贤语),其实,请钱穆不要霸占公产、请他迁出白住二十二年的豪华住宅,正是大家所以尊重他。钱穆谈了一辈子“义利之辨”,自己义利当头,却贪鄙如此,实在有愧晚节。“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逼他搬家,正显示了大家爱他以德,他在搬家三个月后死去,颇有“曾子易箦”味道,这全靠钱太太深明大义之功。中国时报登“显示了他对辞受之际自有分寸”(龚鹏程语),其实白住了二十二年而受之不辞,这又何来“分寸”?搬家以后,他喃喃以我要回家(指“素书楼”)为言,足见其本人“义利之辨”,老犹不清,幸赖豪门之女钱太太之扶持,方得以“一身傲骨”脱走,呜呼,亦云险矣!

一九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爱与恨』
作者:李碧华
遇到不开心的事,失意的时候,很多发泄方式其实是“消耗”。

剪发,去掉烦恼丝。

购物,花费一笔钱。

发律师信、打官司,中间人受益。

发脾气、扔掷、破坏、得罪人、打架、自虐、自残、决裂、辞工、把支票撕成碎片扔向对方以挽回自尊——统统是“消耗”。

消耗有一种浪费得起的快感——最痛快的手势是“我不要!”“谁稀罕!”的手势。虽然,事后还得结账、收拾残局。重要的是发泄。无所谓,你既然不快乐,何必令自己继续受苦?“忍”是心头一把刀。

不过有些发泄不同于“消耗”,可以“补给”。

一位新导演说,对拍戏过程很失望,批评多,情绪低落,失去信心,于是他去健身。做运动会产生一种“快乐荷尔蒙”,起码自己的BOOY不会倒下来。另外还特吃大吃维生素、鸡精、燕窝。

一个人的“心”再崩裂枯朽,“身”还得保持状态。必须健康强壮,支撑起软弱的灵魂。不健身,也要睡得好。有女星说: “我绝对不准许自己失眠。”在困难时刻,上床深呼吸三下,送自己进入甜美梦乡。

——恨是“消耗”,自爱是“补给”。

『人类的群星闪耀时』
作者:茨威格
没有一个艺术家会在他一天的二十四小时之内始终处于不停的艺术创作之中;所有那些最具特色、最有生命力的成功之笔往往只产生在难得而又短暂的灵感勃发的时刻。历史——我们把它赞颂为一切时代最伟大的诗人和演员——亦是如此,它不可能持续不断地进行新的创造。尽管歌德曾怀着敬意把历史称为“上帝的神秘作坊”,但在这作坊里发生的,却是许多数不胜数无关紧要和习以为常的事。在这里也像在艺术和在生活中到处遇到的情况一样,那些难忘的非常时刻并不多见。这个作坊通常只是作为编年史家,冷漠而又持之以恒地把一件一件的事实当做一个又一个的环节连成一条长达数千年的链条,因为所有那些最重要的历史性时刻都需要有酝酿的时间,每一桩真正的事件都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在一个民族内,为了产生一位天才,总是需要有几百万人。一个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

不过,诚如在艺术上一旦有一位天才产生就会流芳百世一样,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旦发生,就会决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历史进程。就像避雷针的尖端集中了整个大气层的电流一样,那些数不胜数的事件也都往往挤在这最短的时间内发生。那些平时慢慢悠悠顺序发生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这一时刻对世世代代作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

这种充满戏剧性和命运攸关的时刻在个人的一生中和历史的进程中都是难得的;这种时刻往往只发生在某一天、某一小时甚至常常只发生在某一分钟,但它们的决定性影响却超越时间。在这里,我想从极其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回顾群星闪耀的某些时刻——我这样称呼那些时刻,是因为它们宛若星辰一般永远散射着光辉,普照着暂时的黑夜。但我丝毫不想通过自己的虚构来增加或者冲淡所发生的一切的内外真实性,因为在那些非常时刻历史本身已表现得十分完全,无须任何后来的帮手。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别想超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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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
作者:布里吉特.吉罗
我不太喜欢把习惯与爱情相提并论。

我还记得我为他做的第一顿饭。经历了两年的哀伤与孤独之后,有一个男人来家里吃晚饭。一个男人走进了我的生活。我们相知甚少,我们只是在他送我回来的车里互吻了一下。他送我到楼下,我没能给他更多的建议。他吻我的时候,尴尬地对我说,他已经不习惯把女人抱在怀里。他动作笨拙,肘关节撞到了后视镜。但是,在一段故事的开端,笨拙总是很金贵的。我蜷缩在座位上,他刚说的那句话奇怪地在我脑子里回响。他已经不习惯了。他可能是想说他的人退化了,他的四肢麻木了。他可能是想说他觉得自己像被截肢一样。

他为了掩饰自己的笨拙脱口而出的这个短小的句子,让我知道了他目前单身,很久以前有过女人,我对那个女人一无所知。坦率地说,我不太喜欢把习惯与爱情相提并论。我没有一声不吭,也没有满足于暗暗窃喜,我也吐出了几个表面上无足轻重的字眼。我愚蠢地用“我也不习惯”去强调他的肺腑之言。我们棋逢对手。我们就此总结了我们的情况:两个不习惯去爱与被爱的迷失的人,又回到爱情上来,千里迢迢地回来。两个需要那么长的时间从爱中恢复过来的人。

我走上七楼,一整夜都没合过眼。我躺在床上,回顾着晚上的每一个细节。他出现的那一刻,他注意到我之前的漫长时刻,他真正看见我之前的时刻。我寻找着他的目光,听着桌子另一头他的谈话,仿佛我已经不存在。接着那一刻到来了,那一刻为我而来,几秒钟之内,一切都转向我身边,一切都跌倒在地毯上,声音戛然而止,进入了慢镜头,那一秒钟延伸为无止境的一分钟,一股无形的吸引力将一张脸引向另一张脸,两双眼睛相互寻找着,惊慌失措,灯光只照亮那一个身影。等那双眼睛靠近我身边,害怕突然袭来,太近了,我觉得自己平庸蹩脚,毫无准备,现在不行,还没准备好。我害怕自己辜负了期望。于是我莫名地笑了起来,刹那间,我变成了另一个人,这实在无法理解,我在笼罩着我的光环里,变成了一个快乐的、活泼的、风趣的人,而平时我是一个忧郁的女孩。

我还看到自己在水果和蔬菜面前寻找着灵感,想为他做一顿饭。这个店,我天天都来,机械地填满我的篮子,因为他,我对这个店有了新的发现,我的看法变了,来这里成了快乐的事情。我不知道他喜欢什么,我一无所知。我走在货架间,物品的丰富、无限的可能让我惊讶。我惊慌失措,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必须做出选择。我手里拿着塑料篮子,我什么都想要,又犹豫不决,我想像着从没做过的搭配,想像着我们的两个盘子,想像着冬天的樱桃、树林里的蘑菇、野桑果。我想像着烤箱里的菜,厨房里烤箱的热气,我一边要让自己处于戒备状态,一边要掌握火候。我想像着应该买肉,所有的男人都吃肉,尤其是红肉。但是,作为第一顿饭,牛肉里有样东西让我不自在。这让第一个晚上显得太过动物了。我最终选了小牛肉,很嫩的一块,可以配一点奶油和鸡油菌来吃。烤箱就算了吧,下一次吧。

我不想让自己掉入圈套,也就是说准备了晚餐而没有准备自己,我才是首要的。我有几条裙子可选,但是公寓里有点冷,我还是挑了最包身的那条裙子,配上很柔软的羊毛衫。我在浴室待了很长时间,不知道是要用特别的妆容来突出我的目光,还是不化妆才是我的特色。内话机响的时候,我还没想好。我还有四十秒的时间,他就会出现在门口。在四十秒钟内,我做了任何人都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我把三米乘三米的简单厨房变成欲望与害怕交织的火热空间。我把我的颤抖投射在了每一件物体上,在开门前还在裙子上弄了一块污迹。

他吻了我,就像电影里那样,都没有先关上门。门厅里的延时灯熄灭了。我们进门时,互相挤了一下,门口太窄了,我们还是那么笨手笨脚,又证实了我们俩都已经不习惯了。他还没做任何尝试我们就上桌了,我也没什么意见。菜刚刚做好,我先盛到两个盘子里,然后去了一会儿浴室,把裙子上的污迹擦掉。我不再肯定我喜欢这个男人。也许,他声音里某样东西与他的外表有差距。他的声音让我失望,但是现在就做决定还为时过早。我没法控制自己的颤抖,我把这归咎于为准备这顿饭所冒的风险,要同时应付火候、肉要柔嫩、计时器、最后加的奶油,还要应付控制了我全身的颤抖。这种感觉我曾经有过,并没有忘却,而是被埋藏得很深,以避免它的突然复苏让我面临我无法控制的局面。我面对着一个陌生人 ,他让我重新燃起了爱火,使我面临各种险境。我既害怕去爱,也害怕不再去爱,害怕弄错,害怕发展得太快。我在男人面前手足无措,于是我微微垂下眼睛,一点一点地吃我的肉,毫无胃口,完全乱成一团。

他开始说话,我真的不感兴趣,他顺便提到他并不热衷奶油小牛肉,我用相识初始的宽容接受了,但是我知道,这句话将阻梗在我们之间,假如我们之间还会有些什么的话。我们在饭桌上待了很长时间,喝着葡萄酒,显然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一顿饭吃了三个多小时,谁也不肯定会有下文。到底还是有了第二个篇章,从厨房转移到我的卧室,这似乎是惟一可行的过渡。或者说他没敢在跟我谈话之后就告辞而去,虽然在我看来,这或许是最好的选择。但是,有时候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比克制自己更容易,天知道为什么。做,通常比证明为什么不做更容易。我已经尽量把房间布置得精致一些,又不留丝毫矫揉造作的痕迹,我换了床单,书桌上随意放了几本书,一两张唱片, 一份报纸,还把床头柜上的一张照片拿掉。我给旧地毯吸了尘,故意留了一件衣服在椅背上。我希望他看到一个轻松自在的女孩形象,这是惟一不吓着他的方法。

我们几乎是缄默不语地走过了将厨房和卧室隔开的那几米长的走廊。通常,一个在前,欣喜地拉着另一个的手。通常,在门口拥抱的时候交配就开始了。而在我们的迷宫游戏里,没什么荒诞不经的,就是借着酒力,悲伤的阴影还是差一点就照在我们脸上。为了尽可能把游戏玩好,我们还是迫不及待地开始做爱。

我们重新找回了那些动作,努力地应用到新的局面里,但是没有一个动作是在急迫的欲望下,在爱情伊始那贪婪的饥渴里完成的。我们做爱,知道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就给了我们自由和意想不到的优雅。这奇怪的舞蹈,不受任何约束,没有任何预示,使我们没有爱情故事,也能做爱。好在他体贴地没有在我身边睡着,在黑暗中整理好他的东西,走了,我没有送他。我留在床上,气恼被自己抛弃了、背叛了,显然没有能力再去爱。我又变回那个忧郁的女孩。第二天早上,我收拾厨房桌子,把我们没吃的东西都丢进垃圾桶的时候,我没有笑。

『叙述爱的无穷种方式』
作者:维维阿娜

我看见了前面的阴影,在她说出分手这两个字之后。今夜,大概没有人会相信,在这样的夜晚,11点整,她曾陪我一起等末班车,在过去的三年里,风雨无阻。此刻我形单影只,所以,当最后一趟车不断地在按喇叭,我依旧没看它一眼。她在,我才回家;她不在,家只是一个虚词。

其实对于她的变化,我并不是毫无察觉,就像黑暗的侵袭,也是在平淡中逐渐地将光明吞噬。以太晚为借口,把我的末班车变成替罪羊,还莫名其妙地给我一张空白的纸,或许真的是无话可说了。可我真想说出来,在某个不加班的夜里,看见一个非常绅士的老男人优雅地把她邀上一辆兰博基尼,她笑了。

她的笑将我的爱情挫败,但我的尊严还在。所以,如果有一天,末班车不再,我依旧会奋斗到这么晚,不为兰博基尼,只为让她明白。

我看见了前面的阴影,在他表现得漠不关心之后。今夜,大概没有人会相信,在这样的夜晚,11点整,我正准备去做人流手术,独自一个人。在过去的三年里,我一直认为,爱一个为事业奋斗的男人,是自己最理智、最无悔的选择,哪怕在每个寒冷而无聊的夜里,和他一起等最后的末班车,只为让他有尊严地活着。

父亲说不要委屈自己,甚至要把他的兰博基尼送给他。我说都坚持三年了,相信他,我爱的男人一定会成功。可是我又怎么可以容忍,医院检查的证明明明亲手递给了他,他却连看都没看一眼,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地老天荒?我哭了。

他的事业把我的爱情挫败,但我的家还在。所以,如果有一天,当他开着属于他的兰博基尼来看我,我也绝对不会后悔,不为金钱,只为爱的誓言。

我看见了前面的阴影,在我把车熄火之后。今夜,大概没有人会相信,在这样的夜晚,11点整,一个公交车司机会走下车,去与一位陌生人攀谈。其实严格来说,我对他并不陌生,在过去的三年里,几乎在每个夜里的这个站,我都会看见他和他的爱人一起登上车,恩爱甜蜜的样子总会让我觉得自己满载着幸福,可是,幸福突然中断。

公司规定要竭诚为乘客服务,其实即便没有这样的规定,我也会很真诚地做每一件力所能及的事,就像现在,我知道必须把手里的医院证明给他,告诉他,是他把它不小心留在车上的,并祝福他即将成为一个父亲。我想,他一定会兴奋地跳起来,或许,我与他,甚至她会成为永远的朋友。

他的疯狂把我的友好挫败,但我的思考还在。所以,如果有一天,他们还能一起搭上我的公交车,我一定会邀请他们与我一起,在公交车的窗下刷下爱的忠告:如果看见前面有阴影,那是因为背后有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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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旅行』
作者:海茵莱茵
一九四五年的一天,克力富兰的孤儿院里出现了一个神秘的女婴珍尼,没有人知道她的父母是谁。她孤独地长大,没有任何人与她来往。直到一九六三年的一天,她莫明其妙地爱上了一个流浪汉,情况才变得好起来。可是好景不长,不幸事件一个接一个的发生。首先,当她发现自己怀上了流浪汉的小孩时,流浪汉却突然失踪了。其次,她在医院生小孩时,医生发现她是双性人,也就是说她同时具有男女性器官。为了挽救她的生命,医院给她做了变性手术,她变成了他。最不幸的是,她刚刚生下的小女孩又被一个神秘的人给绑走了。这一连串的打击使他从此一蹶不振,最后流落到街头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直到一九七八年的一天,他醉熏熏地走进了一个小酒吧,把他一身不幸的遭遇告诉了一个比他年长的酒吧伙计。酒吧伙计很同情他,主动提出帮他找到那个使‘他’怀孕而又失踪的流浪汉。唯一的条件是他必须参加伙计他们的‘时间旅行特种部队’。他们一起进了‘时间飞车’。飞车回到六三年时,伙计把流浪汉放了出去。流浪汉莫明其妙地爱上了一个孤儿院长大的姑娘,并使她怀了孕。伙计又乘‘时间飞车’前行九个多月,到医院抢走了刚刚出生的小女婴,并用‘时间飞车’把女婴带回到一九四五年,悄悄地把她放在克力富兰的一个孤儿院里。然后再把稀里糊涂的流浪汉向前带到了一九八五年,并且让他加入了他们的‘时间旅行特种部队’。流浪汉有了正式工作以后,生活走上了正轨。并逐渐地在特种部队里混到了相当不错的地位。有一次,为了完成一个特殊任务,上级派他飞回一九七零年,化装成酒吧伙计去拉一个流浪汉加入他们的特种部队……

『书店轶事』
作者:乔治.奥威尔
我曾经在一个卖旧书的书店里工作,如果你没有在书店工作的经历,很可能会认为这里是天堂,会认为光顾书店的顾客有很多上了年纪的绅士,风度翩翩地翻看着装有牛皮封面的书籍。但是真相却让我吃惊,因为这里几乎没有几个真正热爱读书的人。我们的书店藏书丰富,但是顾客中懂得读书的人还不到百分之十。最常见的顾客是一些妇女,她们没有什么目标,只是买本旧书送给孩子当做生日礼物;其次是一些买廉价教科书的亚洲学生;还有只想买头版的假内行,而真正热爱文学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许多到这里来的人都是很麻烦的,除了书店他们找不到其他地方施展这些制造麻烦的本事。例如,一位老妇人想要一本给残疾人看的书(这是一种很常见的要求),而另一位老妇人曾读过一本一八九七年出版的书,想让你给她找一本。不幸的是,她既不记得书名,也不知道作者的名字,更不知道书里写的什么,只是记得书的封面是红色的。还有一类人,他们几乎踏遍了每个旧书店,更是烦人至极。其中一些人浑身散发着变质面包的味道,几乎天天来卖那些毫无价值的旧书,有时候一天要来几次。还有一种人只是来订购大量书刊,却从来不真正付钱购买。我们书店从不赊账,只是把被订购的书放到一边,以便顾客前来索取。而订购书后又回来付钱购买的人还不到一半。起初我对这种现象很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很多顾客来书店寻找限量发行、价格昂贵的书籍,找到后反复强调要给他们保留,而他们自己却一去不复返。当然顾客中也有十足的偏执狂。他们夸夸其谈自己的辉煌经历,又以最堂皇的理由解释今天碰巧出门没有带钱――这样的借口只有他们自己才会相信。在像伦敦这样的大都市里,街上总会有一些无所事事的闲人,对于这样的人来说,书店是最好的栖息场所,因为不用花钱就可以在这里呆上几个小时。他们话题陈旧、生活没有目标,时间长了,这种闲人几乎一眼就会被认出。如果觉察到顾客是这类人,通常是他前脚刚走,我们就把他订购好的书放回书架,因为他是不会回来购买的。他们中没有人想从书店偷书,只是订购――这可能会给他们一种似乎已经真正付钱的幻觉。

就像别的旧书店一样,我们也附带销售其他东西。例如,二手打印机,邮票――我指的是用过的邮票。集邮者大都性情古怪,沉默寡言,各个年龄的人都有,以男士居多。很显然,把邮票粘贴到集邮册的过程很难给女人带来愉悦。我们也卖六便士的讲占星术的书,书的作者声称自己曾预言过日本大地震。这样的书都被密封,我从没有打开过。但是买书的人经常回来告诉我们,里面讲的占星术是多么的准确(如果书中讲的是你对异性有吸引力或者你最大的缺点是慷慨大方,那么无疑任何占星术都是准确的)。我们也卖很多儿童书籍,大部分是廉价的滞销图书。如今的儿童书真是很糟,尤其被堆放在一起时。就我个人而言,我宁愿给孩子们看罗马时期佩特罗尼乌斯仲裁者的讽刺作品,也不会给他们读《彼得?潘》。不过跟后来拙劣的模仿作品相比,像巴里的《彼得?潘》这样的童话就显得更有精神内涵、更能启迪心智。在整个圣诞节期间热闹兴奋的十天里,我们要一直不停地销售圣诞节卡片和日历,虽然很无聊,却能赚很多钱。对基督教徒们的这种宗教情感我一度感到很好奇,觉得很滑稽。圣诞节贺卡制造公司的人一般六月份便开始行动,拿着他们各种各样的贺卡前来销售。我还清楚地记得他们发货单上的一句话,是这样写的:“带小兔的圣诞贺卡,两打。”

我们主要的副业是租赁图书,大概有五六百本图书可供出租,都是小说。那些偷书贼肯定很喜欢这样的书店。他们在这里花两便士租一本书,然后把标签撕掉,以一先令的价格卖给另外一家书店。我相信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偷窃了。不过书商们通常发现,就算这样被偷上几本书,他们也觉得更划算些(我们通常一个月丢十几本书)。如果你要求他们付定金,顾客一般会被吓得落荒而逃。

我们的书店正好位于汉普斯特德和卡姆登镇之间,因此来书店的人有男爵,也有公交车司机,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伦敦的整个阅读人群可能都会在这里出没。因此可以统计一下,谁的书最受欢迎――是普里斯特利?海明威?沃波尔?还是沃德豪斯?这些都不是,最畅销的是埃塞尔?M.戴尔的书,其次是沃里克,再其次是杰弗里。埃塞尔?M.戴尔作品的阅读人群主要是各个年龄阶段的女性,而不像大家通常认为的那样,只是一些饥渴的老处女或烟草商的肥婆娘。认为男人不看小说是错误的,但的确有一些小说是他们从来不读的。大致说来,我们常说的大众作品――即最常见,不好也不坏,像高尔斯华绥那种让人唏嘘落泪的作品,通常是女性热衷阅读的。男人要么读他们认为值得一读的小说,要么就选择侦探小说。他们对侦探小说的钟爱有时候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据我所知,有一个顾客每星期要读四五本侦探小说,这样持续了一年多,还不包括从其他书店租赁的类似书籍。同样一本书他从来不看两遍,这一点让我很纳闷。很明显,他已经把那些数量惊人的垃圾图书的内容(据我计算,他每年读的书页能铺四分之三英亩土地)牢牢地记在脑子里了。他对书名或作者的名字一无所知,但是一翻开书,他就知道自己是否已经读过。

在租赁书店里,能看出一个人真正的品位和喜好。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些英国小说家的经典作品不再受青睐,几乎完全被读者忽视。没有必要把狄更斯、萨克雷、简?奥斯汀和特罗洛普的书摆在书架上,因为根本没人会读。人们瞟一眼十九世纪的小说,通常会说:“哦,那书太陈旧,早就过时了!”然后马上走开。但是狄更斯的书还是很好卖的,就像莎士比亚的书一直很畅销一样。狄更斯的作品就好像《圣经》,是人们必读的、书籍之一。在旧书店里他的作品很受欢迎。人们总是相互谈论狄更斯,比如你可能会听到比尔?塞克斯是一个夜贼、密考伯先生是秃头等谈话,就像在一个芦苇筐里发现了摩西,或“只能看见上帝的背”等关于《圣经》的传说一样。另外一件引起我注意的事情是,美国书籍越来越不受欢迎。另外一种不受欢迎的书是短篇小说,书商每两三年便会遭遇类似的商业尴尬。当顾客要求图书员给他们找本好书看时,通常开口先说:“我不看短篇小说。”或者说:“我不要短篇故事。”一个德国人就经常这样要求。如果你问其中的原因,他们会解释说,熟悉小说中那么多人物的性格太费力,他们只喜欢看那种读完第一章后就没必要再动脑子的书。我觉得,这种现象的出现,受批评的应该是小说作者,而不是读者。很多当代小说,不管是英国的还是美国的,大都乏味沉闷,没有阅读价值。但有些短篇故事还是很受欢迎的,比如劳伦斯的短篇故事就像他的长篇小说一样受欢迎。

以后我是不是也会卖书呢?大概是不会的――尽管我的雇主对我很好,在书店的日子也很愉快。

要是有资金和店面,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能靠书店维持生计。这个生意不难学,除非你要致力于珍稀图书和罕见版本的买卖。如果你对书里的内容有所了解,那就更容易了(大多数书商都不了解书的内容,看看他们在报纸上做的征订广告,你就知道他们是多么外行。广告上即使看不到鲍斯威尔的《大英帝国兴亡录》的字眼,也肯定会有T.S.艾略特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这项生意很高雅,还很人性化。这些特点使小书商不会被排挤得毫无立足之地,然而杂货商或者送牛奶的人就不一样了。但是,这里的工作时间却很长――我只是兼职,我的老板一星期要工作七十个小时,还不包括出去买书的时间,这种工作方式对健康不利。书店里冬天大都非常寒冷,因为要是屋里太暖和,窗子就有水雾,而书店就是靠窗子做生意的。书籍几乎是所有物体中最能积攒尘土的,散发的气味也很难闻,放在顶上的书本上总是有死青蝇,好像那里是青蝇们理想的死亡之地。

然而当书商会让我失去对书的热情,这才是我不想当书商的真正原因。为了提高销售量,书商不得不撒谎,对书的内容胡编乱造,结果使自己更加讨厌这堆书。更糟糕的是,他们不得不经常给书除尘,还得搬来搬去。我曾经非常爱书――喜欢它们的气味和手感,因为这些书至少也有五十年了。最让我高兴的是能花一先令从县城拍卖会上买到一大堆批发图书。在这种拍卖会上,你总能无意中发现很多好书,例如,十八世纪的一些二流诗人、过时的早已经被人遗忘的小说、六十年代的妇女杂志等。当你没事可做时,比如在浴室里,或深夜还不想睡觉的时候,或是午饭前的无聊一刻钟,你都可以读读一些过期的书刊。但是自从我进书店工作以后,我就再也不想买书了。每天都有成千上万本书摆在眼前,有时候自己都觉得恶心,书也变得令人厌烦。如今我也偶尔买本书,但是只有当这本书我非常想读,而又借不到的时候才买。我从来不去买一些下三滥的垃圾书。发黄的书页散发出来的特有香气再也不能吸引我了,因为这种气味只会让我想起那些烦人的顾客和死掉的青蝇。

『最开始的准备』
作者:李娟
自从我出了两本书后,我妈便在村子里四处吹嘘我是“作家”。可村民们只看到我整天蓬头垢面地满村追鸭子,纷纷表示难以置信。而我妈对他们说着说着,扭头一看,我正趿着拖鞋,沿着水渠大呼小叫地跑,边跑边挥棍子,也实在不像样,便觉得很没面子。

后来,终于有人相信了。乌伦古河下游三十公里处新建了一个牧民定居新村“胡木吉拉”,村里有人来找到我妈,要我去该村当“村长助理”,一个月给我两百块钱。又表示这个价位是合理的,村长本人才四百块。

我妈备感受辱,傲慢道:“我的女儿可做不了那种事!”

他很奇怪:“你不是说她是作家吗?”

总之,在阿克哈拉村,我实在是个扑朔迷离的人物。主要有四大疑点:一、不结婚;二、不工作;三、不串门;四、不体面。

然而这个冬天,我终于要像模像样地做一件作家才做的事了——我要跟着迁徙的羊群进入乌伦古河南面广阔的荒野深处,观察并记录牧民最悄寂深暗的冬季生活。于是我妈赶紧四处散播这个消息,并进一步宣扬我的不同凡响。然而如何让牧民们理解我这一行为呢?她只能作如下解释:“她要写。把你们的,这样的,那样的,事嘛,全写出来!”

牧民们便“噢”地恍然大悟状,又低声交头接耳:“那有什么可写的!”

无论如何,一个汉族姑娘要进“冬窝子”的消息还是很快就传遍了喀吾图乡的几个牧业队。我妈开始挑选愿意带我同行的家庭。

才开始,我雄心勃勃,要跟一户路程在四百公里以上、骑十几天马才能到达驻地的人家,想把游牧生活最艰辛之处遍尝一遍。可是,路程超过十天的人家都不肯捎我,怕我添麻烦。更重要的是,我的雄心壮志随着转场日期的一天天来临,也一点点消融——想想看:半个月的时间,夜夜睡雪地,休息不足四个钟头;天天凌晨起身,摸黑出发;顶着寒流赶羊追马,管理驼队,拾掇小牛……我这八十来斤的体格,还是别逞那个强了。于是对路程的要求降低为一个礼拜……终于,在临行前一个星期,又降至四天以下……

在经过我们阿克哈拉村的牧民中,行程三四天的牧民家庭多半是喀吾图乡牧业三队的。亲爱的扎克拜妈妈家就在三队,我曾和他们一家生活过一个夏天。照说,继续跟着他们生活再好不过。可自从那年在扎克拜妈妈家住了几个月后,牧民间四处传言我是她儿子斯马胡力的“汉族对象”,令我很生气。斯马胡力的老婆沙拉特更生气。一段时间里,她一见到我就把脸垮得长长的,一直垮到地上。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扎克拜妈妈一家都不会说汉语,我们之间的交流困难而蹊跷,误会重重。

而其他会一些汉语的人家大都是年轻夫妇,也极不方便。——既然是年轻夫妇,肯定很恩爱了。万一人家晚上要过夫妻生活,岂不……岂不影响我休息?

所谓“冬窝子”,不是指具体的某一个地方,而是游牧民族所有的冬季放牧区。从乌伦古河以南广阔的南戈壁,一直到天山北部的沙漠边缘,冬窝子无处不在。那些地方地势开阔,风大,较之北部地区气候相对暖和稳定,降雪量也小,羊群能够用蹄子扒开薄薄的积雪寻食下面的枯草,而适当的降雪量又不会影响牧民们的生活用水和牲畜的饮用水。

冬牧场远比夏牧场干涸、贫瘠,每家每户的牧地因此非常阔大,一家远离一家,交通甚为不便,甚至可算是“与世隔绝”。

进入冬窝子的牧民们,在大地起伏之处寻找最合适的背风处的洼陷地,挖一个一两米深的坑,坑上搭几根木头,铺上干草束,算做顶子,再修一条倾斜的通道通向坑里,装扇简陋的木门,便成了冬天的房子:地窝子。于是,在无数个冬天里,一家人便有了挡风避寒之处。地窝子都不会很大,顶多十来个平方,一面长长的大床榻加一只炉子,一个小小的厨房角落,便抵得满满当当。人们在其中生活,摩肩促膝,实在没什么私密性可言……

总之,去冬窝子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可选择的范围小之又小。

就这样,最终选择了居麻一家。

居麻很能说些汉话,他家搬家路程为三天。居麻夫妻俩年近半百,随行的只有一个十九岁的女儿加玛——真是再理想不过啦!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年居麻欠了我家好多钱,他家又太穷,看情形是还不起了,也不指望了。不如到他家住几个月,把钱全吃回来——这是我妈的主意。

可后来,每当我扛着三十多斤的雪步履蹒跚、气喘如牛地走在茫茫沙漠中,便忍不住喟叹:失策了。


此行还有一个物件觉得有必要准备,就是温度计。可我找遍了阿勒泰市与富蕴县也没买到专业的便携式温度计。最后只好买了把一尺多长的大家伙,安慰自己:大了不容易丢。拿回家试了几天,倒是蛮准的,只可惜最低只能测到零下三十五度,遇到零下四十多度的高寒天气就只能估算了。

还有一项重大准备是理发。我打算剪那种比光头稍长一些的短发,因为预感到未来几个月内可能洗不成头了(其实还是洗了几次的……)。可恨的是,经营村里唯一一家理发店的姑娘玛依拉正在谈恋爱,不好好做生意,整天神出鬼没。她的店一天去十次,有八次是关着的。另外两次要么有人正在理,要么热水没烧好,让我再等一个小时。不用说,一个小时后,又没人影了。弄得我很恼火,干脆自己胡乱剪了剪就上路了。于是乎,此后的日子里,每当面对客人或出门做客时,头发是最伤我自尊心的东西……

同时,我下定决心学习哈语,并且很有野心,不但要学说,还要学写。我特意借了一套哈语自学材料,准备大干一场。然而真学起来谈何容易!虽说阿拉伯字母只比拉丁字母多出来六个,但顿感千军万马,气势汹汹。一根舌头根本不够用。书写起来更是曲里拐弯,千头万绪,一堆扯不清的乱线头似的……唉——“自学成才”四字何其艰难!

启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依据牧人的习惯把表往后调了两个小时,改为本地时间。之前我一直用北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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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的倦怠』
作者:三岛由纪夫
一什么是倦怠?

所谓倦怠是非常奢侈的东西。首先,我现在没有闲工夫拥有倦怠。因为每天得忙于工作,忙于奔波生活。再说,社会上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可能拥有倦怠。而且想要咀嚼真正的倦怠滋味,得花费很多金钱。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没钱而来的无可奈何和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心境,同倦怠相距甚远。

在人们常说的青春的倦怠里,虽然也有人把没钱去看电影而无所事事地呆在简易公寓的二楼上的情景称为青春的倦怠。但这能不能说是倦怠,还是个疑问。其实,所谓真正的倦怠,是武侯贵族的专利,只有这些人才懂得倦怠的真正可怕。在简易公寓的二楼上恍恍惚惚的人,既苦于处置自身,又难于对付青春,在时而忧郁时而开朗的状态中,打发着无所作为的日子,这样他还是一无所获。而倦怠,则是拥有一切的人,在他们完全派不上用场的时候,才感受到的东西。王尔德曾经说过:“人世间有两类不幸,即一无所获的不幸和整个拥有某种东西的不幸。后者更为不幸。”这更为不幸的后者,就是倦怠。

然而,所谓青春就是尚未得到某种东西的状态,就是渴望的状态,憧憬的状态,也是具有可能性的状态。他们眼前展现着人生广袤的原野和恐惧,尽管他们还一无所有,但他们偶尔也能在幻想中具有一种拥有一切的感觉。把这种感觉同上述倦怠的定义两相对照,就会明白所谓青春的倦怠,是语言本身的矛盾。实际上,青春是不可能有倦怠的,而且倦怠这种感情同青春的意义是相反的。

二青春的孤独

既然如此,人们为什么还要使用青春的倦怠这样的词呢?因为它是一种带点俏皮,又有点忧虑的说法。就是说,这是忧郁症的,却又带有某种甜蜜感觉的词。

人们常在公园的长椅子上或在街口处,看见挂着一副副寂寞面孔的青年男女的身影。虽说是男女,却各不相干。他们至少在成对的情侣漫步时,脸上露出奕奕的神采。这种神采,其实不是倦怠,而是青春以非常迅速的脚步同孤独互不妥协才产生的。

毋宁说,我更想谈谈有关青春的孤独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什么比青春更能强烈地感受到孤独,也没有什么比青春更能与孤独和睦共处。青春在一个个瞬间体味着孤独,并且眼看着行将从孤独中摆脱出来时,顷刻间又消失,复陷入孤独。青春不是孤独的状态。就是说,人既不能充分享受相互亲密,和睦共处,安逸地圆满地共同生活,也不能习惯于这种状态。乍看酷似倦怠的那种孤独,就在那里出现了。我们所称的孤独,是指在这种精神性的共同生活中所产生的那种唯独自己行将被埋葬掉的感觉。但同时,也是处在这样一种状态,即在这种精神的共同体里,比别人会有更多的憧憬。年轻人对这种状态比别人抱有更强烈的憧憬。在憧憬之余,又不满足于这种憧憬。

让我们假设这里有一个少女吧。这个少女确信自己不能爱别人。她真的不能爱任何人。她偶尔也同男性朋友散步,去看电影,去跳舞。然而,当这位男性朋友向她表示爱意时,她自己的那份爱情却旋即冷却,而且觉得他仿佛是个充满可恨的欲望的怪物,她的幻想立即幻灭,反而变得讨厌他了。于是,她立即回到孤独状态,在孤独中咀嚼类似倦怠的东西。她一无所获,却还在体味着倦怠。正确地说,是在体味着像是倦怠的东西。

她对人生抱有一种恐惧。这种恐惧使她只想把自己封闭起来。这种自我封闭的心情,同试图深入封闭状态中并勇往直前的心情之间的矛盾,总是使她陷入孤独,并且成为她总是嘟囔着人生真没意思那句口头禅的根本原因。这时候,她会将自己与人生之间拉开某种模糊的距离。试图在其间能够心安理得地获得休息。她会说:“寂寞啊。真寂寞”她知道一旦有了爱,就不会感到寂寞了。但是,她没能找到爱的对象。于是,又不由得说“寂寞啊。真寂寞”最终又将自己封闭了起来。

她仰望着春天的苍穹、白云,凝视着翠绿的树林。然而,这些景象都没能给她带来任何喜悦,她仿佛在拒绝自己。于是,她自己既不前进,也不后退,宛如处在悬空状态,变得朦胧了。她心想:如果自己能变成整个不存在就好了。可是自己又没有勇气自杀。她想:假如自己能原封不动地变成一缕烟云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好了。可是,自己怎么也难以消失。她仿佛在施展隐身法……她带着这种心境,茫然呆坐在窗边。于是,春天渐渐过去,她把这种情景称为青春的倦怠。然而,这究竟包含着什么意思呢?

三充实孤独的方法

在人生的道路上,往往遇到许多这样的情况:最爱装诚实的人,其实是最狡猾的。看似最狡猾的人,实际上在工作中却是最诚实的。这是我们走上社会学到的惊异事物之一。

学生时代,学生还不是社会人,因此学生时代也是只顾滥用诚实的时代。于是最懒惰的人和最狡猾的人,得以滥用诚实而不被人识破就混过去了。

我们经常遇见挂着一副诚实面孔的少女和青年,她和他们着实认真对待人生,不能宽恕丝毫的罪恶,也不能容忍一点污垢。她们憎恨所谓的成年人,弹劾成年人的肮脏行径。尽管如此,大人们都在从事某项工作,而她们则还没有工作。也就是说,她们还处在青春的倦怠状态。我想说的,是这种倦怠对于人生显得很真挚,但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却是一种狡猾的自我辩护。这是一种不使自己受到伤害的自我维护。于是,作为充实这种倦怠和孤独的方法,人们就读书。

且说,问题是读书的方法。我仔细地回顾了自己青春时代的读书情况,那是我从未有过的,为了自我辩护而读书的时代。换句话说,也没有哪个时代像这时的读书是那样地有助于我的人生,那样地易于掌握。大多数年轻人读书的情况是,缺乏客观性的读书,无批判的读书,为了自己只抽出自己喜欢的书来读,自己先做结论,甚或只取出迎合结论的书来读。表面上看,这种读书似是一心为了探索自己所不懂的东西,而实际上从结果来说,很多都是如上所述的读书。我们小说家知道如何从商业角度去施展手段来迎合这样的读者。可悲的是,只为迎合这样的读者而写作的小说家,也并非没有。

但是,我并不是说这样的读书全都是负面的。在为了充实青春的所谓倦怠,为了自我辩护而读书的过程中,宛如沙里淘金留下砂金一样,最后总是会有一点好东西留在自己身上的,这种情况也是为数不少的。这就像读书,最后意想不到地触碰到核心的东西。这个核心的东西,最后会向读书人说声“不”,在最后的瞬间说声“不”,这是违背读书人为自我辩护而读书的初衷的。在真正一流的读物中,洋溢着这种“不”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威胁着他们,把他们从先前心安理得的状态中驱逐出去,并促使他们腾飞起来。那里就有读书的不可思议的效果。没有遇上这样一流读物的人,只能说是他的真正的不幸。

我已举出一个读书的例子,不过,青春是那么难以捉摸,为了抚慰不知如何消遣才好的心情,人们或许会去看电影。电影会把人生截断达一个半小时之久,让你沉湎在各式各样的梦中,沉浸在多姿多彩的幻想里。结果,电影有时会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电影仿佛就是一种现实。当然,电影将会利用这种错觉。它帮助人们消磨时光,使人们最轻松自如地消遣。我认识的一个年轻人,一周之内竟到处看了十部电影。他们只是像躺在床上张口等人来喂药的病人那样,简直是主动接受别人酌量发给的某样东西。然后,这样做即使能够消遣时光,却丝毫也不能派遣他们原本所说的倦怠或孤独。他们越发感到孤独,最后,剩下的就是一些无法清理的陈腐的渣滓。

前面我说过,人生的真挚生活方式,立志诚实,在这种感情中潜伏着青春的某种狡猾。但是,我认为人这种动物,从孩提起直至老迈,在各个年龄层里都顽固地具有各自层面的狡猾。孩子有孩子的可怕的狡猾劲,就连疯子也有疯子的狡黠。还有老人还有老人的圆滑,中年男子更有他们出了名的奸诈。四十八岁人有四十八岁人的狡猾。这又怎能唯独要求青春不能拥有自己的狡猾呢。如此看来,所谓狡猾,也可以说是人类为了求生存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方法。

但我想说的是,至少那些诚实的青年男女在青春时代的狡猾,实际是以一种逆反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就是说,他们出于自我保护,必须戴上面具,以显示自己着实是个诚实的人,绝对诚实。于是,就要让那些不过是来自对人生的恐惧的东西,拥有恰似真挚地探索人生似的影子。然后真正的诚实并不是这种东西。真正的诚实,是不宽容自己的狡猾的。并且不断怀疑自己究竟是不是诚实。可是,青春时代并不怀疑自己的狡猾,并不希望自己始终都是纯洁而诚实的。因此毋宁说,那不是青春的诚实。也可以说,那是对青春的诚实的憧憬吧。

那么,它同先前所说的倦怠有什么关系呢?我想说的,是要用探索人生的做法,指明在他们毫无道理的议论,随便胡乱的读书,被疯狂般的行动所驱使的种种行为中,潜藏着试图摆脱孤独而手足无措的盲目行动。

四怎样克服倦怠

昔日尼采曾就希腊古代的厌世主义做过论述,它是就有过阿提卡地方的抒情诗中屡屡出现所谓阿提卡的忧愁所作的说明。尼采将阿提卡的忧愁阐释为:这是用至今依然处在朝气蓬勃的青春年代的希腊民族的丰盈本身所产生的一种苦恼。尼采说明它虽然是一种厌世主义,悲观主义,但却是强有力的悲观主义。尼采是在说:丰盈和丰饶本身会产生一种苦恼。这就是同我们前面所说的拥有一切者那种可怕的倦怠有所区别的缘故。

在这里,实际上就成立了一个简单的计算公式。就是说,这里的不平衡是由肉体能量的过剩所产生的不平衡,是精神的未完成与肉体的已完成之间的不平衡。缘此,只须稍许扣除多余的一方,以补足增加少的一方,就可以取得平衡。体育运动与精神行动是青春的同义词,其道理就在于此。总之,要消耗过剩的东西,把过剩的东西消耗尽,才是最符合青春的生理要求。如果让某些过剩的东西原封不动不加处理的话,那么过剩的能量就会反过来压倒精神,促使精神发达不起来。就像梅树开花必须剪枝一样,青春为了自我调节,为了使自己的精神能够充分的发挥,就有必要通过体育运动或其他活动来消耗自己的能量。当人的肉体受到残酷的使用时,人就会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即这种残酷使实际上会给人带来某种爽朗的喜悦,同时也会使人精神焕发。总之,喜欢深入思考问题的人需要到户外去四处走走。但是,只顾四处走走,进行体育运动全然不运用精神,也是一种畸形。通过体育运动消耗过剩的能量,随后在愉快的疲劳里思考问题,这才能取得平衡。于是,思考才能变得正常,精神本身也就不为过剩的东西所烦恼,而能清澈地发挥作用。另外,如果肉体获胜而变得过剩,那就有必要尽量运动以消耗体力,使它转换到精神上来。

归根结蒂,我认为青春的种种问题,都是出自精神和肉体的不平衡。人们会逐渐察觉到,乍看知性离奇发达的人,绝不是使精神本身发达的。为什么呢?因为精神这种东西,在受到肉体压迫期间,是不可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即使人们试图单凭精神的力量去解释、压迫或完美地分析肉体,这在青春时代是不可能办到的。这样说,绝不言过其实,到了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就可以称为成人了。

195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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