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情节』
作者:希区柯克
晚上差不多九点钟的时候,他离开大厦。外面天色已经黑了好些时候,行人稀少。他等了一下让几辆汽车过去,然后跨过街道到了他那部老爷车停的地方。

开始他并没有注意到那两位年轻女子,直到她们开口说话为止。

“先生。”其中一位打招呼。

他的视线越过老爷车的车顶望过去,开口说话的是一位二十岁左右的金发女子,身高在一米六左右;在她身后的是一位消瘦的黑人女子,年龄和前一位差不多只是个子比她高一些。两个人都穿着褪色的牛仔裤,白色的上衣。

“有什么事吗?”他问,手在车门柄上停顿了一下。

“你能搭载我们一程吗?”“你们要去哪儿?”他问。

“圣路易斯。”金发女子回答。

他打算在回家途中,去一下圣路易斯旁边的超市。她们的目的地离他走的路只有几条街。“当然可以,请上车。”

他上车,伸手打开了另一旁的车门。两人相互谦让谁坐到前座,最后两人都挤到前座。金发女子居中,她的双肩看上去非常光滑,左手肘上刺有一只小小的蝴蝶。

这个世界变得真快,他记得十七岁那年,当他手臂上刺了一个花纹回家时,父母见此是大呼小叫;而现在,女孩子纹身都见怪不怪了。

他发动汽车开上马路。经过两条宽阔的街道后,车驶进一条偏僻的小马路,在那儿开车他放松了许多。他刚要拐弯进入一条黑暗的隧道时,金发女子突然喊道:“停车!”

他刹住车靠在路边。金发女子正抓着一把猎刀,刀尖离他的喉咙大半尺。

“把钱交出来。”她压低了声音,声音有点紧张。

他一时手足无措,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是人家抢劫的对象,其他人可能,但不会是他。

“如果我没有钱,我还能活着离开这车子吗?”他问,“告诉你,我刚从那下流的地方出来,你们俩不也刚从那儿出来吗?”

那两个女子互换了一下眼色。“你怎么知道!”黑人女子问。

“那可是最早消除种族隔离的地方,”他说,“除了监狱,哪儿还会不分种族、白人与黑人相互信任呢?这是你们第一次出来试试运气,对不对?”

“你怎么会那样想?”金发女子问。

“因为你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说,有点自信。

“对这种事你又懂什么?”黑人女子带有疑惑不耐烦的表情。

“什么都知道,内行得很。”他说着脸转向金发女子,“就拿你持刀的方式来说吧,它离我的喉咙大半尺,你应该用力顶住我的喉咙或者是我的腰部,并且你们应坐在车的后座,这样下手时不容易被发现。”

金发女子仍举着刀。“有道理。”

“当然有道理,”他有点得意,“还有两个问题。”

“是吗,说来听听。”黑人女子语气缓和了不少。

“你们俩的衣著不恰当。”“你是什么意思?”金发女子问。

“你们的衣服太薄,颜色太浅。如果你们必须用刀的话,必须离得非常近才行,这样容易沾一身血。你们若非用刀不可,万一碰到对方愚蠢的行为,衣服的颜色暗些容易掩饰血迹。”

“还有呢,”黑人女子问,“你不是说有两个问题吗?”

“是的,另一问题是,你们要的是钱,而不是来找人聊天。你们应尽可能地把钱拿到手而不应和对方废话太多。你们只要刀一顶对方就告诉他,废话少说,否则让他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让他交出所有值钱的东西,否则如何如何。只要你们做得好,他就会吓得不敢吭声,不敢磨蹭,不敢做一些不该做的事。”

这时黑人女子已经打开车门下车,金发女子也随着滑了下去,并且把刀收进了包里。

“你们准备干什么?”他问。“换衣服。”金发女子说。

他点点头,随之劝诫道:“年轻人,正儿八经做事赚钱,少惹事非。”

“你也一样,别再随便让人搭便车。”金发女子回敬了一句。

金发女子一关上车门,他开车一溜烟地跑了。

照原先计划,在超市买完东西后开车回家,当他进家门时,情不自禁地吹起了口哨。

他妻子从厨房里高声问道:“你听起来心情不错,你的小说写得怎么样了?”

“我把最头疼的一部分写完了。”他回答。

妻子从厨房里出来,递给他一杯酒。“是不是半途抢劫的那一章?那一章你总觉得不太符合现实。”

他抿了一口酒,笑着说:“现在我认为够合乎现实了;实际上,我可以肯定合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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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公务员之死』
作者:契诃夫
一个美好的晚上,一位心情美好的庶务官伊凡·德米特里·切尔维亚科夫,坐在剧院第二排座椅上,正拿着望远镜观看轻歌剧《科尔涅维利的钟声》。他看着演出,感到无比幸福。但突然间……小说里经常出现这个“但突然间”。作家们是对的:生活中确实充满了种种意外事件。但突然间,他的脸皱起来,眼睛往上翻,呼吸停住了……他放下望远镜,低下头,便……阿嚏一声!!!他打了个喷嚏,你们瞧。无论何时何地,谁打喷嚏都是不能禁止的。庄稼汉打喷嚏,警长打喷嚏,有时连达官贵人也在所难免。人人都打喷嚏。切尔维亚科夫毫不慌张,掏出小手绢擦擦脸,而且像一位讲礼貌的人那样,举目看看四周:他的喷嚏是否溅着什么人了?但这时他不由得慌张起来。他看到,坐在他前面第一排座椅上的一个小老头,正用手套使劲擦他的秃头和脖子,嘴里还嘟哝着什么。切尔维亚科夫认出这人是三品文官布里扎洛夫将军,他在交通部门任职。

“我的喷嚏溅着他了!”切尔维亚科夫心想,“他虽说不是我的上司,是别的部门的,不过这总不妥当。应当向他赔个不是才对。”

切尔维亚科夫咳嗽一声,身子探向前去,凑着将军的耳朵小声说:

“务请大人原谅,我的唾沫星子溅着您了……我出于无心……”

“没什么,没什么……”

“看在上帝份上,请您原谅。要知道我……我不是有意的……”

“哎,请坐下吧!让人听嘛!”

切尔维亚科夫心慌意乱了,他傻笑一下,开始望着舞台。他看着演出,但已不再感到幸福。他开始惶惶不安起来。幕间休息时,他走到布里扎洛夫跟前,在他身边走来走去,终于克制住胆怯心情,嗫嚅道:

“我溅着您了,大人……务请宽恕……要知道我……我不是有意的……”

“哎,够了!……我已经忘了,您怎么老提它呢!”将军说完,不耐烦地撇了撇下嘴唇。

①法国作曲家普朗盖特(一八四七-一九0三)作的轻歌剧。

“他说忘了,可是他那眼神多凶!”切尔维亚科夫暗想,不时怀疑地瞧他一眼。“连话都不想说了。应当向他解释清楚,我完全是无意的……这是自然规律……否则他会认为我故意啐他。他现在不这么想,过后肯定会这么想的!……”

回家后,切尔维亚科夫把自己的失态告诉了妻子。他觉得妻子对发生的事过于轻率。她先是吓着了,但后来听说布里扎洛夫是“别的部门的”,也就放心了。

“不过你还是去一趟赔礼道歉的好,”她说,“他会认为你在公共场合举止不当!”

“说得对呀!刚才我道歉过了,可是他有点古怪……一句中听的话也没说。再者也没有时间细谈。”

第二天,切尔维亚科夫穿上新制服,刮了脸,去找布里扎洛夫解释……走进将军的接待室,他看到里面有许多请求接见的人。将军也在其中,他已经开始接见了。询问过几人后,将军抬眼望着切尔维亚科夫。

“昨天在‘阿尔卡吉亚’①剧场,倘若大人还记得的话,”庶务官开始报告,“我打了一个喷嚏,无意中溅了……务请您原……”

“什么废话!……天知道怎么回事!”将军扭过脸,对下一名来访者说:“您有什么事?”

“他不想说!”切尔维亚科夫脸色煞白,心里想道,“看来他生气了……不行,这事不能这样放下……我要跟他解释清楚……”

当将军接见完最后一名来访首,正要返回内室时,切尔维亚科夫一步跟上去,又开始嗫嚅道:

“大人!倘若在下胆敢打搅大人的话,那么可以说,只是出于一种悔过的心情……我不是有意的,务请您谅解,大人!”

将军做出一副哭丧脸,挥一下手。

“您简直开玩笑,先生!”将军说完,进门不见了。

“这怎么是开玩笑?”切尔维亚科夫想,“根本不是开玩笑!身为将军,却不明事理!既然这样,我再也不向这个好摆架子的人赔不是了!去他的!我给他写封信,再也不来了!真的,再也不来了!”

切尔维亚科夫这么思量着回到家里。可是给将军的信却没有写成。想来想去,怎么也想不出这信该怎么写。只好次日又去向将军本人解释。

①古希腊一个洲,居民以牧羊力业。喻:安乐之邦。

“我昨天来打搅了大人,”当将军向他抬起疑问的目光,他开始嗫嚅道,“我不是如您讲的来开玩笑的。我来是向您赔礼道歉,因为我打喷嚏时溅着您了,大人……说到开玩笑,我可从来没有想过。在下胆敢开玩笑吗?倘若我们真开玩笑,那样的话,就丝毫谈不上对大人的敬重了……谈不上……”

“滚出去!!”忽然间,脸色发青、浑身打颤的将军大喝一声。

“什么,大人?”切尔维亚科夫小声问道,他吓呆了。

“滚出去!!”将军顿着脚,又喊了一声。

切尔维亚科夫感到肚子里什么东西碎了。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着,他一步一步退到门口。他来到街上,步履艰难地走着……他懵懵懂懂地回到家里,没脱制服,就倒在长沙发上,后来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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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斯先生的悲惨命运』
作者:斯蒂芬.巴特勒.里柯克
有些人——不是你也不是我,因为我们非常有自制力——而有些人,在拜访别人或晚上与人聊天的时候,总觉得告辞是一件难而又难的事。时间一分接一分地过去,到了拜访者觉得自己真的该走的时候了,他站起来吞吞吐吐地说:“呃,我想我……”紧接着主人就说:“噢,你这就要走吗?时间真的还早哩!”于是拜访者拿不定主意的尴尬就接踵而至了。

在我所知的这类事情中,最悲惨的例子要数我可怜的朋友梅尔帕梅纽斯·琼斯先生的遭遇了。他是一个助理牧师,一个非常可爱的年轻人,才二十三岁哩。他简直不知道该如何从所拜访的人家里脱身。他是那么忠厚,因而不会说谎,同时又是那么规矩,从不愿失礼。正好在他放暑假的第一天下午,他去他的一个朋友家拜访。接下来的六个星期都属于他自己——他没有任何事可做。他在那儿聊了一会儿天,喝了两杯茶,然后好不容易鼓起了勇气,突兀地说:“呃,我想我……”

可是女主人说:“噢,别急!琼斯先生,你真不能再多呆一会儿吗?”

琼斯从来都是说实话的。“噢,能,”他说,“当然,我——呢——可以再呆一会儿。”

“那就请别走。”

他留了下来,喝了十一杯茶。夜幕开始降临了,他再一次站起身来。

“呃,现在,”他怯生生地说,“我想我真的……”

“你非要走吗?”女主人客气地说,“我还以为你可以留下来吃晚饭哩……”

“呃,是可以的,你知道,”琼斯说,“假如……”

“那就留下来吧,我肯定我丈夫会很高兴的。”

“好吧,”他有气无力地说,“那就留下来吧。”他颓然坐回到椅子里,灌了一肚子茶水,怪难受的。

男主人回来了。他们开始吃晚饭。席间琼斯从头到尾都坐在那儿盘算着要在八点三十分告辞。主人一家都在纳闷,不知琼斯到底是因呆笨而显得郁闷不乐呢,还是仅仅只是呆头呆脑。

吃完饭之后,女主人想“打开他的话匣子”,于是就拿出照片来给他看。她把家里珍藏的所有照片全都拿了出来,总共有好几罗哩——其中有男主人的叔叔和婶婶的照片,有女主人的哥哥和他的小儿子的照片,有一张非常有趣的是男主人的叔叔的朋友穿着孟加拉军服的照片,有一张拍得非常好的是男主人的爷爷的同事的狗的照片,还有一张非常邪门的是男主人在一次化装舞会上扮演魔鬼的照片。

到八点三十的时候,琼斯已看了七十一张照片,大约还有六十九张没看。琼斯站了起来。

“现在我得告辞了。”他以恳求的口吻说。

“告辞!”他们说,“嗨,才八点三十哩!你有什么事要去办吗?”

“没什么事,”他承认,接着又问声闷气地说了说将闲六个星期,然后苦笑了一下。

就在这时候,大家发现主人家的宝贝儿子——那个可爱的小调皮鬼把琼斯先生的帽子给藏起来了,因此男主人说琼斯先生非留下来不可了,于是就请琼斯一起抽烟和聊天。男主人一边抽烟一边和琼斯聊天,琼斯于是又呆了下来。他时时刻刻都想果断地离去,可就是办不到。后来男主人开始厌烦琼斯了,变得烦躁不安起来,他用反话挖苦说:琼斯先生最好留下来过夜,他们可以给他临时搭一个铺。琼斯误解了他的本意,竟热泪盈眶地向他连连道谢。于是男主人便把他安顿在一间空房里,内心里却在狠狠地咒诅他。

第二天吃完早饭后,男主人进城上班去了,留下琼斯和在家的宝贝儿子玩。琼斯伤心透了,他完全气馁了。这一天他一直在琢磨要离去,可他又左右为难,致使他根本没法脱身。男主人傍晚下班回来,发现琼斯居然还在家里赖着,大感吃惊和恼火。他想干脆开个玩笑把琼斯支走吧,于是就说:他认为该向琼斯先生收房租和伙食费了,嘿嘿!那个不幸的小伙子目瞪口呆了一阵子,然后紧紧握住男主人的手,向他预付了一个月的食宿费,而且还情不自禁地抽泣起来,像个孩子在哭似的。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神情忧郁,让人难以接近。当然,他整天都是闷在客厅里,由于缺少新鲜空气加之又缺乏锻炼,他的身体很快就显得不行了。他靠喝茶和看那些照片来消磨时光。他常常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盯着男主人的叔叔的朋友穿孟加拉军服的照片——有时是对它说话,有时是对它发毒誓。他的心智显然已开始失常了。

最后他终于垮了。人们把他抬到了楼上,他发烧可真厉害,根本就神志不清。后来病情进一步恶化,怪可怕的。他谁都不认识了,连男主人的叔叔的那位穿孟加拉军服的朋友都认不出来了。有时候,他会从床上惊坐起来,尖叫道:“呃,我想……”紧接着又倒回到枕头上,同时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大笑。再过一会儿,他又会跳将起来,大叫道:“再来一杯茶,再拿些照片来!再拿些照片来!哈!哈!”

最后,经过一个月的痛苦折磨,在他的假期的最后一天,他去世了。人们说在他临终之际,他脸带自信的美丽微笑坐在床上,说:“噢——天使们在召唤我,我想我真的该走了。再见。”

他的灵魂从囚禁它的牢房挣脱而去,其速度之快就像被追捕的猫越过花园的篱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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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不知先生』
作者:毛姆

我在见到凯兰达之前就有点不喜欢他。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横渡太平洋的航线非常繁忙,客舱是很难预订到的。我很高兴,弄到一个双人客舱,但当听到同伴的名字时,我就有点灰心了。“凯兰达”,这使我有一种在空气窒息不流通的房间里的感觉。想起在这14天的旅途中(我从圣弗兰西斯科到横滨),将和这个凯兰达共用一间房,我就感到不舒服。我讨厌他的名字,要是他叫史密斯或者布朗什么的也好一点。

上船后,我来到客舱,发现凯兰达已经来过。一只又大又难看的衣箱和一个贴满标签的手提箱放在他的床下,脸盆架上摆着他的香水,洗发精和润发油,檀木做的牙刷上镀金印着他的名字缩写。

我不喜欢凯兰达。

在吸烟室里,我要了一副单人玩的纸牌,正准备开始玩的时候,一个人走了过来向我问好。

“我是凯兰达。”他在我面前坐下,笑着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

“哦,我们好像住在一个房间。”

“听说你是英国人,我感到很高兴。在海外遇到自己的同胞,确实让人激动。”

“你是英国人?”

“当然,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说着他拿出他的护照递给我。

“想喝点什么吗?”他问道。

我疑惑起来。美国正在实行禁酒令,船上是找不到一滴酒的,但是凯兰达狡黠地朝我笑了笑。

“威士忌,苏打还是鸡尾酒,你只要说一声就可以。”说着,他从后裤袋里摸出两个瓶子,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我兴奋起来,找服务员要了两个玻璃杯和一些冰块。

“嗯,不错”我说。

“是的,我这里还有好多这样的酒,船上如果还有你的朋友的话,你可以把他们都叫来。”我没有说什么。

接着他跟我讲起纽约、圣弗兰西斯科,谈到戏剧、给画和政治。他很健谈,好长时间都是他一个人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说着。

我有点厌烦了,重新拿起我的牌。

“你喜欢纸牌魔术吗?”

“不喜欢。”我又开始讨厌他了。

“我来给你表演一个。”他抽出三张牌递给我。但我没有理他,说我要去餐厅找个座位。

“哦,很好,我已经为我们俩订了座位,我想我们应该坐在一块儿。”

我不喜欢凯兰达。

他不但和我住在一个房间,而且一天三餐都非要和我挤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不论我在什么地方,都无法摆脱他。要是在我家里的话,我一定会在他面前“砰”的把门关上,让他明白自己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凯兰达擅长交际,在船上的第三天,就差不多认识了所有的人。他什么事都干:主持拍卖,筹集体育资金,组织高尔夫球赛,安排音乐会,举办化装舞会。我想大家一定有点讨厌他。我们都叫他“万事通”先生,甚至在他面前也是这样。他对此并不在乎,把这当作我们对他的恭维。

凯兰达非常健谈,并且喜好同别人争论,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我们简直难以忍受,但又无法让他停下来。他好像比谁都懂得多,错误似乎也不会发生在他身上。在他讲话时,若有人反对他,他就会同他争个没完。在说服你之前,他绝不会放弃一个话题,不管它是多么的不重要。

一天晚上,我们坐在医生的桌旁,凯兰达仍像以往一样在滔滔不绝地说着。在座的还有在神户的美国领事馆工作的拉姆齐和他的夫人。

拉姆齐是一个很结实的家伙,皮肤绷得紧紧的,略显肥胖的肚子使衣服凸起。这次他是带着妻子重返神户的。他的妻子已独自一人在纽约呆了一年。拉姆齐夫人的样子十分可爱。虽然她丈夫的工资不怎么高,她穿得也很简朴,但她知道怎样穿她的衣服,使她具有超过一般女人的迷人之处。这是一种端庄淑静的美。

看得出拉姆齐很讨厌凯兰达。他们时时争论一番,这种争论是长时间的,激烈的。

这时,话题谈到精明的日本人正在进行的人工养殖珍珠。凯兰达给我们讲了许多关于珍珠的事。我相信拉姆齐对此知道的不会很多,但他绝不会放过任何反驳凯兰达的机会。不一会儿,我们就被卷入了一场充满火药味的争吵。刚开始,凯兰达还是情绪激昂,滔滔不绝,但不久,他自己也有点厌烦了。最后,他显然是被拉姆齐的一句话刺痛了,敲着桌子叫道:

“我可以告诉你,在这方面我是最有发言权的。我这次到日本就是去洽谈珍珠生意的。没有哪一个懂这一行的人不会认为我刚才所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他得意洋洋地看着周围的人。“我知道所有珍珠的行情,没有哪一种珍珠我不能马上辨认出。”他指着拉姆齐夫人戴的项链,“夫人,你的这串珍珠项链就非常值钱,并且它的价格还在上涨。”

拉姆齐夫人的脸红了,她把那项链轻轻塞进她的衣服。

“你说这是天然珍珠吗?”拉姆齐好像已经抓住了凯兰达的什么把柄。

“是的,这种珍珠非常精致。”凯兰达答道。

“好。虽然这不是我买的,但我想知道,你认为它值多少钱?”

“在一般的市场要1.5万美元,但在美国最繁华的第五街,1.3万美元也能买得到。”拉姆齐冷笑起来。

“这是我夫人离开纽约前在一家百货商店里买的,只花了18美元。”

凯兰达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

“胡说,这珍珠不但是真的,而且是我所知道的几种中最好的一种。”

“你敢打赌吗?我要用100美元和你打赌这是仿制品。”拉姆齐怂恿道。

“可以。”

“不,拉姆齐,你怎么能拿一件事实和人打赌呢?”拉姆齐夫人劝阻道。

“为什么不呢?如果放弃这样一个轻易能弄到钱的机会,那才是一个傻瓜。”

“但你也不能证明它是仿制品呀?”

“把它拿给我看一看,我就知道它的真假。”凯兰达说道。

“亲爱的,把它拿给这位先生看看。”

拉姆齐夫人犹豫着,她的两手紧握在一起,好像还在考虑着什么。

拉姆齐等得不耐烦了,他走过来亲手把项链解了下来,递给了凯兰达。

我预感到一件不幸的事要发生了。

凯兰达拿出一个放大镜,仔细地观察起来。不一会,一丝胜利的微笑闪现在他的脸上。当他把项链递给拉姆齐正准备开口说话时,忽然看见拉姆齐夫人的脸是那样的白,好像她马上就会晕过去。她的眼睛看着凯兰达,那是一种绝望的哀求。我很奇怪,拉姆齐没有看到这些。

凯兰达半张着嘴,半天都没有说出话。我看得出他在努力改变着什么。

“我错了,”最后他说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仿制品,18美元正合适。”

他从钱包里拿出100美元递给拉姆齐,没有再说一句话。

“也许这能教会你以后不要太自以为是了。”拉姆齐得意洋洋。

我注意到凯兰达的手在发抖。

这件事很快在全船传开了,凯兰达不得不忍受着别人的戏弄和嘲笑。对“万事通”先生来说,这确实是一个笑话。但是,拉姆齐夫人再也没有出来过,据说她有点头痛。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正在刮脸,凯兰达躺在床上抽雪茄。忽然一阵嘟嘟嘟嘟的声音,一封信从门下塞了进来。我打开门,外面没有任何人。我捡起信封,上面用印刷字体写着“给凯兰达”。

我把信递给了他:

“哪里来的?”

他打开信封。“哦?”拿出的不是信,而是一张100美元的钞票。

他看了我一眼,然后把信封撕成碎片从舱口扔了出去。

“没有谁愿意被别人看成是一个傻瓜。”他说。

“那珍珠是真的吗?”我问道。

“如果我有一个漂亮的妻子的话,我绝不会让她一个人在纽约呆一年。”他拿出钱包,把100美元放了进去。

这时,我觉得我不是那么不喜欢凯兰达了。

『玫瑰往事』
作者:林清玄
11岁的时候,他喜欢上教他国文的女老师,老师25岁,有一对黑眼珠和深深的酒窝。

那时他的父亲种了一亩玫瑰,他每天偷剪一朵父亲的玫瑰,起得绝早,在暝色中将玫瑰放在老师讲台的抽屉,然后回家睡觉,再假装没事人一样到学校上课。

老师对每天的一朵玫瑰调查了好几次,但从来不知道是谁放的。他也不敢承认,只要看到老师每天拿起玫瑰时那带着酒窝的微笑,他就一天都很快乐,甚至唱着小调回家。他在老师抽屉放玫瑰花足足放了两年,直到他从乡下的小学毕业。

20年后,他的老师还在乡下教书,有一回在街上遇到,老师的头发白了,酒窝还在,他很想说出20年前那一段属于玫瑰的往事,但终于没有说出口。

让玫瑰有它自己的生命吧!那样已经够了,他想。

金急雨是一种花的名字,花谢时像乱雨纷飞。他常站在她家巷口前的金急雨花下,看着落了一地的金黄色花瓣。有时风起,干落的花瓣就四散飞去,但不改金黄的颜色,仿佛满天飞起的黄蛱蝶。

有四年的时间,他几乎天天在花下等她,然后一起走过长长的红砖道路。

他们分开的那一夜是在金急雨花的树下,他看她的背影沉默地消失在黑夜的巷子,心中一片茫然,如同电影放映时的断片,往事一幕幕地从黑巷里放映出来,他一滴泪也没有落,竟感觉那夜的天星比平常更明亮。

他捧起一把落地的金急雨,让它们从手指间静静地滑落,那时他真切地体会到,如果金急雨不落下,明年就没有新的芽,也不会开出新的花。萎落的花并非死亡,而是一种成长,一种等待,等待下一个季节。

相识的时候是花结成蕾,相爱的时候是繁花盛开,离别之际是花朵落在微风抖颤的黑夜。为了体会到这种惊奇的成长,他竟落下泪来。

情重所有的人都喜欢丈量爱情,而且量的单位用厚、薄、深、浅,常常用深厚来与浅薄相对照,每个人都痴迷地执着自己爱情的深厚。我独独喜爱以“重”为单位 丈量,因为只是重,才会稳然地立着;也只有重,才能全然表现出情爱除了享乐还有负荷的责任。爱情只有在重量里,才可以象征精神的和物质的质量。

平静相守真正爱情的可贵不在于突破、创造,能够平静地相守才是真正的可贵。因为“守静”不只是爱情,也是生命的最高情操。那样的感觉像是:航过千辛万难、惊涛骇浪而渐渐驶进一个安全的港湾,纵任有万劫不磨的情爱,终也会倦于飘泊流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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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腐』
作者:阿城
孙福九十多岁去世,去世时略有不满,不过这不满在孙福的曾孙辈看来是老糊涂了,他老人家要吃豆腐渣。

做豆腐是先将黄豆,大豆,或黑豆磨成浆。你如果说,老孙,这黄豆和大豆不是一种豆子吗?孙福就先生一下气,然后不生气,嘟嚷着说:懂个什么。

豆子磨成浆后,盛在锅里掺水煮,之后用布过滤,漏下的汁放在瓦器里等着点卤,布里剩下的就是豆腐渣。豆渣是白的,放久发黄,而且发酸变臭,刚滤好时,则有一股子熟豆子的腥香味儿。豆渣没有人吃,偶有人尝,说,磨老了,或者,磨嫩了。磨老了,就是磨过头了,细豆渣漏过布缝儿,混在豆浆里,这样子做出的豆腐里纤维多,不好吃。磨嫩了,就是豆子磨得粗,该成浆的没成浆,留在豆渣里,点浆成豆腐,豆腐当然就少。

磨嫩了就需要查查磨。掀开上磨扇,看看是不是磨沟儿磨浅了,或有残。磨沟儿磨浅了,就要剔沟儿。残了不好办,要把磨扇削下去一层,再踢出沟儿来。

做豆腐最难的是点卤。

人常说,画龙难点睛。孙福说,那又什么难?画坏了,重画就是了,豆腐点坏了,重来不了,糟蹋一锅。

点卤前,豆浆可以喝,做豆腐的师傅常常喝豆浆,却不一定吃豆腐,道理在豆浆养人。浆点好卤,凝起来,颤颤的,就是豆腐脑儿。凝起来的豆腐脑儿也在布里,系好,放重物压,水慢慢被挤出布外,布里就是豆腐了。压久了,布里的是豆腐干儿。

打开布豆腐还是热的,用刀划成一块一块。当天卖不了的,放在冷水里。

孙福学徒做豆腐时,十几岁,还没碰过女人。孙福学点卤,点不好,师傅说,碰过女人没有?孙福摇摇头,脸很红。师傅说,记下,好豆腐就像女人的奶子。

孙福后来讨了女人,摸过之后,叹一口气,说,豆腐,豆腐。孙福的女人听了奇怪,说你做豆腐做出病啦!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在最后关头赌博一样地参战。孙福当民工,到欧洲打仗去,挖战壕。不久,被德国兵俘虏了,还是挖战壕。

一天,中国战俘被叫在一起,排成一排,命令会做豆腐的站出来。孙福头皮一阵发麻,以为豆腐是罪过,是死罪,但还是站出去。又命令会木匠的站出来,结果是除了会这两样的都赶回去接着挖战壕。

孙福指挥着几个德国人做豆腐,给一个在青岛住过的军官吃。没有几天,德奥战败,孙福又被法国人俘虏了,也没怎么样,接着给在广州住过的一个军官做豆腐吃。做了一次,法国人不满意。孙福想起南方用石膏点豆腐,就换石膏做卤,法国人说这才是中国豆腐呀。

孙福的曾孙后来怨祖爷爷,为甚么不在外国留下来,要不然现在一家子不都是法国人了?孙福说,幸亏我回来了,要不然你小兔崽子还不是个杂种?孙福想说我是舍不得你那豆腐祖奶奶啊。

孙福当年回来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孙福不懂,还是做豆腐。后来中学里的共青团听说孙福是经过五四的老人,于是来请孙爷爷讲五四革命传统,孙福讲来讲去,讲的是在法国做豆腐。

孙福长寿,活到改革开放,只是一吃豆腐就摇头点头,说机器做的豆腐不行,孙媳妇说机器还是由日本引进的哪!孙福用没牙的嘴说,奶是只有人的手才做得出。没有人听懂老头子在说什么,家里人是很久听不懂老头子有时候在说什么了。

家里人最后一次听懂孙福说的话是,给我弄口豆腐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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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和猫』
作者:卡雷尔.恰佩克
狗自己独处时绝对不会玩耍。——我已经充分注意到这件事情,几乎百分之百可以确信,也能这样断定。狗如果被单独弃置在一旁,就会显出动物式的一本正经来。

要是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就东看看西望望,或是坠入沉思中,或是睡觉,或是抓跳蚤,或是咬什么东西——比如刷子或是你的鞋子——但是不会玩耍。

只要是独处,狗就不会追自己的尾巴,也不会在草地上兜圈子跑来跑去,不会嘴里衔着小树枝,也不会用鼻头去推小石子。

这些事情,狗全都需要有看着自己演出狂热的玩耍的伙伴、观众和共鸣者。狗的玩耍是充满友情的快乐的爆发。正如狗只有在遇见和自己相近的灵魂——比如人或狗时才会摇尾巴那样,狗也只有在有会跟自己一起玩耍,或者至少有在一旁看着的人时才会玩耍。

也有敏感到你停止观看的那一瞬间就失去玩耍心情的狗,简直就像玩耍的乐趣只在于博得你的赞赏而已。总而言之,狗玩耍必须要有跟能够提高兴致的他人的接触,这也是狗那友好的本性的特征之一。

至于猫,虽然猫只要受到玩耍的刺激就会玩耍,但是独处时也还是会玩耍。只是为了自己的、单枪匹马式样的、仿佛讨厌与人相处似的玩耍。

猫独处时,只要有毛线球或缨穗或松紧带在身边,就能安静地、专心地玩得非常高兴。猫在玩耍时,不会说:人类先生,你能在一旁看着,我真是高兴。

猫在死人的枕头边大概也会玩耍的,或许会用前脚去摆弄裹尸布的边边也说不定。狗的话,也许就不会那样做了。

猫享受独处的快乐,狗则是要别人快乐。猫只对自己感兴趣,狗则希望别人也对自己感兴趣。

狗只有在群体中,才会显得生气蓬勃,精神焕发。——即使是狗和一个人,也已经是群体了。狗在追逐自己的尾巴时,总是用眼角窥探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什么看法。猫是不会这样做的。猫只要自己快乐就够了。正因为这样,所以猫绝对不会像狗那样,用没有抑制的热情,忘我的沉醉在自己的玩耍中直到气喘呼呼。

猫总是超越了玩耍,总是有如略带轻蔑但却宽大地说,这样的玩耍是会降低格调的。狗用全部的灵魂去玩耍,相对的,猫只在心血来潮时才会玩耍。

关于这件事情,我认为——猫是自得其乐的讽刺家的种族。虽然猫也跟人跟东西玩耍,但那时出于在心里略略瞧不起对方的快乐而玩。

狗则是幽默家的种族,就像没有听众就感到无聊,喜说逸闻趣事、俗气的好好先生那样。狗只是单纯的基于友爱,所以主动地要让人快乐。跟人一起玩耍时,总是全心全意投入,直到精力耗尽为止。

在玩耍这件事情上,猫只要自己的体验就够了,狗则是要博得成功。猫是主观主义者,狗由于活在友好的世界中,所以是客观主义者。

猫有如兽一般神秘,狗则像人那样温和单纯。猫有点像审美家,狗有如凡人一般,或者有如创造性的人类一般。

狗的精神朝向他人,朝向一切的他人。狗不能独自生活,那就跟演员不能只在镜前表演一样,也跟诗人不能只为了自己写诗一样,也跟画家画画不是为了把画反过来靠在墙上一样。

我们人类在用全身的灵魂去玩耍去表演当中,也有那样的眼神,寻求别人的——人类亲密的大群体的——关心和共鸣的那一直凝视着的眼神……

并且我们也能全心全意地投入直到精力耗尽为止。

选自《家有猫狗》

『关于冬天』
作者:苏童
厄尔尼诺现象确实存在,一个最明显的例证是现在的冬天不如从前的冷了,前几年的冬天那么马虎地晴蜓点水似的就过去了,让人不知是喜是忧。冬季里我仍然负责在中午时分送女儿去学校,偶尔会看见地上水洼里的冰将融未融,薄薄的一层,看上去很脆弱,不像冰,倒像是一张塑料纸。我问我女儿早晨妈妈送她的时候冰是否厚一些,我女儿却没什么印象,事实上她长这么大,从来没见过地上长出来的冰,那种厚厚的结结实实的冰。

北方人在冬天初次来到江南,几乎每个人都用上当受骗的眼神瞪着你,说,怎么这么冷?你们这儿,怎么会这么冷?人们对江南冬季的错觉不知从何面来,正如我当年北上求学时家里人都担心我能否经受北方的严寒,结果我在十一月的一天,发现北师大校园内连宿舍厕所的暖气片也在滋滋作响,这使我对严冬的恐惧烟消云散。

记忆中冬天总是很冷。西北风接连三天在窗外呼啸不止,冬天中最寒冷的部分就来临了。母亲把一家六日人的棉衣从樟木箱里取出来,六个人的棉衣、棉鞋、帽子、围巾,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我们必须穿上散发着樟木味道的冬衣,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必须走到大街上去迎接冬天的到来。

冬天来了,街道两边的人家关上了在另外三个季节敞开的木门,一条本来没有秘密的街道不得已中露出了神秘的面目。室内和室外其实是一样冷的,闲来无事的人都在空地上晒太阳。这说的是出太阳的天气,但冬天的许多日子其实是阴天,空气潮湿,天空是铅灰色的,一切似乎都在酝酿着关于寒冷的更大的阴谋,而有线广播的天气预报一次次印证这种阴谋,广播员不知躲在什么地方用一种心安理得的语气告诉大家,西伯利亚的强冷空气正在南下,明天到达江南地区。

冬天的街道很干净,地上几乎不见瓜皮果壳之类的垃圾,而且空气中工业废气的气味也被大风刮到了很远的地方,因此我觉得张开鼻孔能闻见冬天自己的气味。冬天的气味或许算不上一种气味,它清例纯净,有时给鼻腔带来酸涩的刺激。街上麻石路面的坑坑洼洼处结了厚厚的冰、尤其是在雪后的日子,路人们为了对付路上的冰雪花样百出,有人喜欢在胶鞋的鞋底上绑一道草绳来防滑,而孩子们利用路上的冰雪为自己寻找着乐子,他们穿着棉鞋滑过结冰的路面,以为那就叫滑冰。江南有谚语道,下雨下雪狗欢喜。也不知道那有什么根据,我们街上很少有人家养狗,看不出狗在雨雪天里有什么特殊表现,我始终觉得这谚语用在孩子们身上更适合,孩子们在冬天的心情是苦闷的寂寞的,但一场大雪往往突然改变了冬天乏味难熬的本质,大雪过后孩子们冲出家门冲出学校,就像摇滚歌屋崔健在歌中唱的,他们要在雪地里撤点野,为自己制造一个捡来的节日。江南的雪让人想到计划生育,它很有节制、每年来那么一场两场,让大人们皱一皱眉头,也让孩子们不至于对冬天恨之入骨。我最初对雪的记忆不是堆雪人,也不是打雪仗,说起来有点无聊,我把一大捧雪用手捏紧了,捏成一个冰碗碗,把它放在一个破茶缸里保存,我脑子里有一个模糊的念头,要把那块冰保存到春天,让它成为一个绝无仅有的宝贝。结果可以想见,几天后我把茶缸从煤球堆里找出来,看见茶缸里空无一物,甚至融化的冰水也没有留下,因为它们已经从茶缸的破洞处渗到煤堆里去了。

融雪的天气是令人厌恶的,太阳高照着,但整个世界都是湿漉漉的,屋搪上的冰凌总是不慌不忙地向街面上滴着水。路上黑白分明,满地污水悄悄地向窨井里流去,而残存的自雪还在负隅顽抗,街道上就像战争刚刚过去,一片狼藉,讨厌的还有那些过分勤快的家庭主妇,天气刚刚放晴她们就急忙把衣服、被单、尿布之类的东西晾出来,一条白色的街道就这样被弄得乱七八槽。

冬季混迹于大雪的前后,或者就在大雪中来临,江南民谚说邋蹋冬至干净年,说的是情愿牺牲一个冬至,也要一个干净的无雨无雪的春节。人们的要求常常被天公满足,我记得冬至的街道总是一片泥泞的,江南人把冬至当成一个节日,家家户户要喝点东洋酒,吃点羊羹,也不知道出处何在。有一次我提着酒瓶去杂货店打东洋酒,闻着酒实在是香,就在路上偷偷喝了几口,回到家里面红耳赤的,棉衣后背上则溅满了屋屋点点的污泥,被母亲狠狠地训斥了一通。现在我不记得母亲是骂我嘴里的酒气还是骂我不该将新换上的棉衣弄那么脏,反正我觉得冤摄,自己钻到房间里坐在床上,不知不觉中酒劲上来,竟然趴在床上睡着了。

人人都说江南好,但没有人说江南的冬天好。我这人对季节气温的感受总是很平庸,异想天开地期望有一天我这里的气候也像云南的昆明,四季如春。我不喜欢冬天,但当我想起从前的某个冬天,缩着脖子走在上学的路上,突然听见我们街上的那家茶馆里传来丝弦之声,我走过去看见窗玻璃后面热气腾腾,一群老年男人坐在油腻的茶桌后面,各捧一杯热茶,轻轻松松地听着一男一女的评弹挡说书,看上去一点也不冷,我当时就想,这帮老家伙,他们倒是自得其乐,现在我仍然记得这个冬天里的温暖场景,我想要是这么着过冬,冬天就有点意思了。

『血钻』
作者:阿林.贝克
15年来,全世界都在努力抵制血钻石,然而这个行业依然在冲突和神秘中挣扎。

马克斯·罗德里格斯清楚地知道该怎样向长期交往的男朋友麦克·罗佩尔求婚:他已经预定好了假日酒店房间,并在谷歌地图上找到了一个僻静的花园,准备带罗佩尔到那里散步、看日落。他唯一担心的就是婚戒。罗德里格斯听说过钻石引发的冲突,也听说过开采钻石的工人所处的极度恶劣的劳动环境,他很忧虑。34岁的罗德里格斯在纽约钻石城的瓦莱珠宝12层展厅里抚摸着一颗金色图章戒指说:“我不希望象征我们爱情的标志,与混乱、冲突和痛苦联系在一起。”

15岁的穆布依·姆万扎在刚果金西南部的矿上劳动,铲沙砾,筛选石块。钻石对他来说,意味着更紧迫的问题:吃上饭的机会。劳动艰苦,背痛缠身,但是和眼看着家人挨饿相比,这点苦算不了什么。他的父亲失明了,母亲在几年前抛弃了他们。他已经3个多月没找到钻石了,买食物和给爸爸买药欠下的债已经堆积如山。“一大块石头,可能生产出一克拉的钻石,我能赚100美元。”他说,这就足够让他回到学校上学了。他从12岁起辍学做矿工——小村庄里唯一可做的工作。为了生存,他们村的很多男孩也都早早辍学去做矿工了。

河水蜿蜒流入刚果河,河岸边的红色沟壑是姆万扎所在的矿区——全世界最重要的宝石级钻石产区之一。但是奇卡帕的贫穷让人无法相信它的地下还埋藏着珍宝:那里没有一条路是铺好的,甚至没有飞机跑道;每年有几百个矿工因为隧道塌陷而死去,但根本无人报道,因为这样的事件太频发了。公立学校的教师管学生要钱,贴补自己微薄的薪水。很多家长最终选择让孩子辍学,到矿上工作。“我们只有这么做,才能混口饭吃,”姆万扎说,“没有多余的钱去念书。”

姆万扎和罗德里格斯是这个年销售额814亿美元产业上的两个端点,一端连接着非洲矿区,全世界65%的钻石产地,另一端则是全世界高端珠宝商闪闪发光的展示厅。钻石开采行业早就应该得到规范管理,2000年以来,曝光的血钻丑闻越来越多——从非洲战区开采的钻石,通常是强迫劳动所得,其收入用来资助武装反动活动。2003年,钻石行业颁布了金伯利机制——审核钻石是否符合正当生产程序的国际证书制度。现在十几年过去,虽然金伯利国际证书机制减少了市场上不正当开采的钻石数量,但是它依然存在漏洞,无法阻止从非洲战区或是恶劣劳动环境下开采的钻石流向国际市场。正如姆万扎的案例一样,即便是在非战区开采钻石,工人也会面临恶劣的劳动环境,他们薪资微薄,有些工人甚至还是处于上学年龄的孩子。“简直耻辱,”奇卡帕矿业部门领导撒迦利亚·曼巴说,“我们有如此多的宝藏,但依然很贫穷。我能理解为什么你们美国人不愿意买我们的钻石。钻石带给我们的不是祝福,而是不幸。”

由于钻石交易的肮脏现实,购买者通常会放弃购买,或者像罗德里格斯那样选择人造钻石。刚果矿业部门表示,钻石是刚果国家收入非常重要的来源——如果不是唯一来源的话——100多万刚果矿工在小型矿区工作,他们用双手劳作,挖掘钻石,让这些钻石有一天变成准新娘或准新郎手指上的订婚戒指。“如果人们不买我们的钻石,我们就没饭吃,”姆万扎说,“更别提去上学了,这样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么?”

在供应链透明化的当下,出售4美元的拿铁,都要解释咖啡原料的产地,而钻石一类的奢侈品,更有必要证明产业的可持续性。金伯利机制为钻石合法交易做了一些努力,但是真正公平的交易体制,不仅应该抵制非法开采的钻石,还应该允许有良知的消费者购买钻石,帮助“姆万扎”们改进劳动和生活条件。现实的残酷在于,血钻丑闻被推到风口浪尖,人们却几乎没有办法完全确定一颗钻石是否染着非洲矿工的鲜血。

非洲未加工钻石的销售收入曾用于资助安哥拉和塞拉利昂内战——2006年电影《血钻》就反映了这一事件。金伯利进程会议于2000年在南非金伯利召开,世界主要钻石生产商和收购商聚集在一起,对血钻石引起的问题进行讨论。2003年,53个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承认和批准了金伯利机制,建立了钻石“通行证”制度,所有从钻石原产地出口的未加工钻石,都需要进行审核,不能证明钻石是合法开采的国家,将被取消国际钻石交易资格。

金伯利机制因成为阻止钻石冲突的主要手段而广受赞誉。伊恩·斯迈利是金伯利机制的主要缔造者,也是鉴定冲突钻石的权威专家,他估算,现在只有5%到10%的钻石是非法交易的,而2003年,非法交易的比例是25%,这样的变化让出产钻石的国家能够更好地利用自然资源,增加国家财富。

但是斯迈利和其他批评者认为,仅依靠金伯利国际证书机制保障钻石交易合法还远远不够。金伯利国际证书机制对于冲突钻石的定义狭窄,很多消费者可以用常识判断为属于冲突钻石的情况,却并不包含在金伯利协议中,钻石贸易中仍然存在非法雇佣关系以及践踏人权但并没有被撤销交易资格的情况。金伯利协议中对冲突钻石的定义是“售卖宝石,以资助试图推翻国家政权的反叛活动”——仅仅如此。所以,2008年津巴布韦军队占据了一个东部的钻石矿床,屠杀了200多个矿工,并不属于金伯利协议中的违规条款。“成千上万的津巴布韦矿工被屠杀、强奸、虐待、奴役,而根据金伯利协议,这并不属于冲突钻石,因为该行为没有‘反叛活动’这一条件。”斯迈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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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路车上的星期五下午』
作者:席鲁迪.特克亚姆
阿洛克是拉克什米绸庄的男店员。这是一家纱丽店,坐落在班加罗尔市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这里有一条古老而狭窄的石路,脚下的花岗岩石板滑溜溜的,被每天从上面走过的无数行人磨平了。每天早上,阿洛克盯着光滑的石板上移动的双脚,从公交车站走到商店,晚上再走回车站。大多数灰石板看上去很相似,有些石板上则有图案:一道白色的弧线,一缕黑色的螺纹,黑底上带着白斑,像夜空的倒影。这条路他走了无数遍,能记起这些有图案的石板的顺序。

他整天都把纱丽打开,展示给那些吵吵嚷嚷、要求苛刻的女人们看。在他看来,她们的声音都是一样的,他把她们视为同一种女人:顾客。

“给我看看红色的纱丽。”顾客说,“不,不是血红色,是绛红色带金银丝浮花的。再让我看看紫色的,哦,不,蓝色的……”

叠得整整齐齐的纱丽一层层摆放在长方形店铺的货架上。阿洛克把它们展开,铺在白色的薄板桌上,手腕娴熟地轻弹着,这样顾客就能看到纱丽的质地和刺绣如何完美地交相辉映。大多数日子,很难找到让女顾客满意的,她总是空手而归。但是阿洛克从未失去耐心。当他把这些六米长的纱丽重新叠起来时,他的手指老练地抚平纵横的皱褶,以确保织物保持平滑。

阿洛克十二岁起就在这儿工作了。现在他都三十一了,拉克什米绸庄的老板库玛尔·沙西布还是管他叫“小伙计”,就像他第一天在这儿工作一样。沙西布对另外一个店员总是直呼其名,还经常加上不耐烦的感叹词——“喂,维维克!”或“维维克,你这头蠢驴!”——但是阿洛克一直都是他的“小伙计”。维维克色迷迷地盯着女顾客,朝她们眨眨眼睛,抬抬眉毛;给她们看纱丽时,嘴里还低声哼着宝莱坞的情歌。阿洛克却总是腼腆而恭敬。他避免与女顾客四目相对,很少从纱丽上抬起眼睛。

所以,几个月前,当三个新的人体模特送到店里时,沙西布让阿洛克把它们组装起来。

“你是个既听话又有教养的小伙子。”沙西布说,阿洛克正竭力把丰满性感的塑料躯干装到修长匀称的腿上,“以前我还怕你一变老,就会像其他年轻的男店员一样给我惹麻烦,就是我解雇的那几个。他们的举止比那个白痴维维克还要恶心。还好,我担心的事儿没有发生。你是我手下最好的员工,小伙计。”

阿洛克含糊地道了声谢,把一个人体模特的胳膊装进关节窝里,双手摆成行合十礼的样子。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选你来给模特穿衣服。”沙西布说,“橱窗一定要引人注意,随便哪个女人从这儿路过都忍不住想进来看看。”

阿洛克喜欢这个主意,他觉得很有挑战性。他想象着有一天,公交车上的那个女孩逛街时会来到这个地方,脚上的凉鞋在磨平的石板上微微打滑。她走近纱丽店时,阿洛克装饰的人体模特会把她吸引进来,然后露出他所熟悉的美丽的微笑。

每个星期,阿洛克都会把三个模特从橱窗里取下来,拿到店后面的小屋里。他先给它们脱掉衣服,再给它们披上库玛尔·沙西布挑选的新纱丽。维维克总是跟着他走进小屋,取笑他。一而再,再而三,阿洛克被弄得恼羞成怒。当他的手指轻轻擦过模特的胸部,或是把纱丽掖到臀部下面时,他的脑门就砰砰直跳,手也抖起来。看着他紧张地摸索着纱丽,维维克纵声大笑。

“这是你最接近真实女人的时候了。”维维克说,“好好享受吧,小姑娘!”

阿洛克曾经给一位老妇人当过模特。她来到拉克什米绸庄给她远在英国的女儿选纱丽。从那时起,维维克就管他叫“小姑娘”。这位老妇人和阿洛克习以为常的顾客不一样,她不同寻常的亲切友好让他很窘迫。她说她女儿在伦敦攻读英国文学的博士学位,下个月就要和她的英国男朋友结婚了。

“我还没见过他,但是在电话上和他聊过。”老妇人说,“他听起来像是个好小伙。”

阿洛克很紧张,他没有回话。他希望她不要再说了,直接告诉他想要哪种纱丽。

“下个月是结婚的好月份。”她继续说,“我女儿的思想也许很现代,但是在重要的方面还是很传统的。”她说这话时点着头,他也点点头。终于,她开口了:“把最好的纱丽拿给我看看。”

阿洛克把店里最昂贵的纱丽取了出来——华美、光滑的丝绸上,绣着金银丝线,镶嵌着半宝石。老妇人细细地看着,挑选了一件绣有佩斯利螺旋花纹的粉红纱丽。

“我女儿的肤色和你的很像。”她说,“你能不能把这件纱丽披在身上,让我百分之百地确信她穿上去会很漂亮?”

阿洛克有些惊慌失措,他想不到该怎样拒绝她。他把纱丽裹在自己的衣服外面,眼睛飞快地瞄了一眼维维克,他在店铺的另一头,正忙着招呼顾客呢。他希望维维克不会往这边看。

“我就要这件。”老妇人终于决定了。

但是当阿洛克迅速地把纱丽从身上剥下来时,维维克从那头朝这边扫了一眼,咧开嘴笑了。

“小姑娘穿粉红色挺漂亮的嘛!”后来,维维克从阿洛克身边过去抽烟休息时说。

现在只要库玛尔·沙西布问:“小伙计在哪儿?”维维克就对阿洛克喊:“小姑娘,沙西布叫你哪!”

阿洛克给人体模特穿衣时,维维克经常把后房的门关上,再从外面锁上。

“小姑娘,你玩洋娃娃时,我要给你点儿个人隐私。”他说。

当阿洛克摆弄着纱丽上的皱褶时,他能听到维维克在门外大笑。人体模特凝视着他,面孔光滑、沉静,饱满的红唇卷着妖娆迷人的笑容。

除了星期五以外的每个工作日,阿洛克的生活都一成不变。他每天早上赶七点半的公交车从家坐到商店。从车站到拉克什米绸庄的路上,他从坐在象神庙前卖花的人手中买一小圈茉莉花环。8点时,他打开店门,推开窗户,让凉爽的晨风吹进来。然后扫地,把白桌子擦干净。再点一根檀香香枝,供在墙上挂着的拉克什米女神(又称“吉祥天女”)的画像前,把画像上挂的昨天的茉莉花环换成新买的。库玛尔·沙西布八点半准时过来,一来就打开账本,清算帐目。维维克九点过后才不紧不慢地踱进来,也不管沙西布一再训斥他。阿洛克一整天都忙着与顾客打交道,只有在早上11点和下午5点才能喝茶休息。每晚8点,他就锁上店门。

他坐公交车回家。母亲为他热好了饭,她坐在他身边看他吃。阿洛克猜得出她会说什么。一开始,她会问他今天过得好不好,而他总是说很好。然后她会告诉她的一天:洗衣服啦,关节炎越来越严重啦,去市场上买菜啦,抚慰得了疝气痛的邻居小孩啦。最后她会劝他早日成家。在这件事上,有时候她相当狡猾:

“丝瓦尔娜的侄女真漂亮!儿子,我身上有一张她的照片。你瞧,很美,不是吗?皮肤那么白!那天她做了腰果糖,手艺好极了!”

有些日子,要是她的关节炎犯得特别厉害,或是街坊哪个女人问起阿洛克怎么还是单身,她一急就会直奔主题:

“儿子,库玛尔现在给你的钱不少啦。你养得起老婆孩子了,哪怕养两个小孩都没问题!难道你不想让我当奶奶吗?”

阿洛克不理她,她就继续长篇大论,把自己说累了就躺到垫子上休息。阿洛克吃完饭就睡。他一闭上眼就看到五颜六色的亮点,让他想起纱丽的各种款式和鲜艳的色彩。

星期五是特殊的一天。下午一点,阿洛克在离拉克什米绸庄十分钟路远的餐厅吃饭。午餐的特色菜是三角豆玛沙拉和印度飞饼,他吃的就是这个。他想,既然是特别的一天,就应该吃一顿特别的午餐。饭后,他在餐厅的洗手间用柠檬味的香皂一遍遍地洗手。直到闻起来干干净净的,他才满意地用格子花纹的大手绢把手擦得干干净净。

然后他走向车站,盯着石板路上移动的双脚。因为他正热切地期待着接下来的午后时光,于是他对着认得出的石板露出了微笑。51路公交车总是晚点,阿洛克等得有点不耐烦。一看到车开过来了,他就跳起来,立刻上了车。这个时候车上从来没坐满过,他总是能占到一个靠窗的位子。他坐下来,听着引擎的嗡嗡声,望着天上轻柔的白云愉快地变幻着形状:一只卷尾巴的小狗,一个弓起身子的胖子,一大串气球。

还有一站到泰戈尔区时,阿洛克就坐直了身子,把头发抚平。在到达泰戈尔区的五分钟里,他变得越来越忐忑不安。他担心她不在那里,或是决定再也不来了。他忧心忡忡地望着窗外,从站台上候车的人群中搜索她的身影。不过她总是在那里。她上了车,一双眼睛四下张望着寻找他;然后,她径直走到他的座位旁,在他的身边坐下。他们立刻握住对方的手,悄悄地、紧紧地。

阿洛克不知道她的名字和年龄,其他方面也一无所知。几个月前的一个星期五下午,他为库玛尔·沙西布办事时,第一次搭上这辆公交车。那天这个姑娘坐到他的身旁,握住了他的手。她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尽管他觉得不自在,可还是对这个想要握住他的手的美丽姑娘感到又惊又喜。

阿洛克傍晚回到拉克什米绸庄时,吞吞吐吐地请求库玛尔·沙西布在星期五给他三个小时的午休时间,从一点钟到四点。

“当然可以。”库玛尔·沙西布微笑着说。这是阿洛克第一次有求于他。

从那以后的每个星期五,阿洛克确保自己在下午的同一时间搭上同一辆公交车,而那个姑娘总会在泰戈尔区上车。

她直直地望着前方,从来不看他。他时不时地偷偷瞅她几眼,努力记住她的眼型,她黝黑的肤色,她脸上的每一个棱角和每一条曲线。他曾经低头看过他们紧握在一起的手,发现她的肤色比他的黑。他知道他母亲不会喜欢一个黑皮肤的儿媳妇,想到这一点他不由得笑了。姑娘穿的纱丽总是朴素而典雅。阿洛克忍不住想,要是他能卖得起,该给她买拉克什米绸庄的哪一件纱丽好。他还留意她每个星期五穿纱丽的样子。每次给模特穿衣时,他就模仿她的风格。

有时,姑娘的眼睛闪闪发亮,让阿洛克觉得她很年轻,太年轻了,可能还不到二十岁。又有时,她紧抿双唇的样子让她看上去有点老气。阿洛克想知道她是结婚了还是单身,她这样不高兴地撅着嘴,是不是她丈夫的错。一想到这个,他就嫉恨交加。他想象她的丈夫是个残忍、忘恩负义的家伙。阿洛克觉得他会为她而战。

姑娘总是在大华市场站下车。她穿过过道下车时,唇角闪过一丝微笑。阿洛克继续往前坐两站,到瓦三什路下车。他走到糖果店给他母亲买一盒腰果糖。他大声地向糖果商打招呼,露出愉快的笑容。他问候糖果商的家人——两个上中学的孩子和一个哮喘病经常发作的妻子。阿洛克用清亮、自信的声音和他谈论政治和板球,妙语如珠,笑话连篇。他想象这个糖果商可能会对他的朋友和顾客说:“这个帅小伙每个星期五下午都来我的店里买一盒腰果糖。他真是个又和气又机灵的年轻人!”

阿洛克把糖果盒塞进立领长衫里,坐下一趟公交车赶回纱丽店。

维维克通常会站在街角,抽着烟,等着戏弄他。

“嗨,小姑娘!你和印度小姐的约会怎么样啊?该不会是印度先生吧?”

阿洛克低着头走开了。他收敛了自信的亮嗓门,心里却在偷着笑,他觉得温暖。每当店里来了一位手腕纤细,肤色黝黑光滑的女顾客,他就想会不会是她。在那个美妙而悠缓的时刻,他斗胆抬眼去看她的脸,才发现她不过是一位顾客而已。他感到一阵气息涌入鼻孔,听到了耳朵里咚咚的心跳。他很快乐。

译/安芳

『记一次书缘』
作者:梁文道
念中学的时候就听过许定铭先生的大名了,知道他是香港少有的新文学时期作品收藏家,还为它们一一写下书话,好叫后人知道以前曾有如此佳果,至今不烂。那天趁着访问之便,终于有机会上了他家看书,确实眼界大开。

许先生和蔼得很,又很热情,藏书家的热情。他把刚到手的一整卷《文艺世纪》合订本拿给我看,50年代的香港左翼文学杂志。随意一翻,就见侣伦、曹聚仁和叶灵凤等熟悉的名字,还有知堂老人的文章。再翻,突然见到一个作者叫作阿南达·杜尔,写了一篇《中国文学在印度尼西亚》。天哪,该不会是已故印尼大文豪普拉姆迪亚(Pramoedya Ananta Toer)吧?

我有个习惯,每至一地旅行,必寻当地作家的作品来看。初遇普拉姆迪亚,就是多年前在印尼某机场的书店。那时离他的书解禁之日子未远,但印尼全国上下早已奉他如民族良心,一有新作,就几十万本地影印出来,地下流通。以一个异议作家而言,普拉姆迪亚也算得上坐牢第一了,不只系狱或软禁的年份够长,甚至还因分别对抗日本、荷兰与苏哈托三朝政权而出入囚室数次。硬气,肺也好,老是烟不离手,一把年纪才去,是个奇迹了。可惜的是,印尼人民很难过,觉得平白丧失一次得诺贝尔奖的机会,因为普拉姆迪亚已不止一次和诺奖擦身而过。

他的文学成就有多大,李欧梵教授已在他处不厌其烦地再三陈辩,用不着我补充。还是说回那篇《中国文学在印度尼西亚》。根据普拉姆迪亚,原来印尼最有名的中国故事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因为印尼也有类似传说,只不过背景不同,梁祝是民间创造,而印尼的故事却是出自宫廷。普拉姆迪亚不愧是左翼作家,有跨国界的“阶级感情”,似乎认为来自中国的平民版“梁祝”要比印尼本土贵族货还要受到当地人欢迎,乃至于巴厘岛的印尼国乐甘美兰乐剧也把“梁祝”改成主要剧目!

这位“国际友人”为中文的左倾刊物撰稿,难免要特别强调郭沫若、艾青、臧克家甚至《李有才板话》在印尼翻译流布的情况。更叫人惊讶的,是鲁迅的《狂人日记》印尼译本竟是普拉姆迪亚本人动手的,以前可从未听说他会中文。除了鲁迅,他还选译了贺敬之的《白毛女》,这就可惜了,一个一流作家跑去翻译这种作品,不知是什么心理、什么滋味,我边看边想,实在捉摸不透。

我就这么站在许先生家里如获至宝地狠狠啃读普拉姆迪亚这篇短文,生怕记不住资料,几乎连访问都不想做了,电视台导演一定觉得情形很不妙。好在我早说了,许先生既和蔼又热情,看我欢喜的模样,就叫我别急。他回头到另一个柜子里翻弄书刊,居然找出另一册登了普拉姆迪亚这小文章的《文艺世纪》,放在我的手上说要送我。哈哈!这下真爽,亏我是戏子,还装了老半天不胜惶恐的样子,才“万分勉强”地把它好好装进书包。嘿,然后访问又能做了,还做得特别好。

『铁道上的中国聋男孩』
作者:马丁.麦克多纳
有一个聋哑的中国男孩,他走在一片荒芜的原野上的一条铁道上。在大概十英里外有一辆火车正急速地向他驶来。然而这个男孩浑然不知。很快,他就要被火车碾过,碾得粉身碎骨。

在男孩前方不到一英里的地方,有一座奇怪的高塔。高塔里住着一个留着长长的胡须,戴着一顶奇怪帽子的孤僻老人。这个老人从来不与他人交往,而是天天潜心于自己的各种设计,各种研究,各种计算。他一生的乐趣都在于这些写写画画算算里面。

这天,他刚完成了一次计算,然后随意地抬头从拱形的小窗往外看去,看到了那个男孩。当然,还有那辆火车。当然,也预见到了小男孩也许会被火车撞倒。

但他没有采取任何救援的行动,只是坐下来又开始了新的计算。他在算大概在多少时间后,男孩会被火车撞倒。很快,他计算完毕了。这时候,男孩离高塔还有三十码。他的计算结果则显示,男孩将在离高塔十码的时候被火车撞倒。

算完以后,他又对这一切感到无聊了。他把计算结果折成了一张纸飞机,随手一丢,丢出了那个小小的拱形窗子。他回到桌前继续他的研究,把那聋子男孩的事全忘了。

就在男孩走到离那座高塔十一码的时候,他跳下铁轨去抓那只纸飞机。火车在他身后呼啸而过。

『小站』
作者:袁鹰
这是一个铁路线上的小站,只有慢车才停两三分钟。快车疾驰而过,旅客们甚至连站名还来不及看清楚。

就在这一刹那,你也许看到一间红瓦灰墙的小屋,一排漆成白色的小栅栏,或者还有三五个人影。而这一切又立即消失了,火车两旁依然是逼人而来的山崖和巨石。

这是一个在北方山区常见的小站。小屋左面有一张红榜,上面用大字标明了二百四十一天安全无事故的记录,贴着竞赛优胜者的照片。红榜旁边是一块小黑板,上面用白粉写着早晨广播的新闻和首都报纸摘要。出站口的旁边贴着一张讲卫生的宣传画。月台上,有两三个挑着箩筐的农民。几步以外,站上的两位工作人员正在商量着什么。

月台中间有一个小小的喷水池,显然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喷水池中间堆起一座小小的假山,假山上栽着一棵尺把高的小树。喷泉从小树下面的石孔喷出来,水珠四射,把假山上的小宝塔洗得一尘不染。

月台的两头种了几株杏树,花开得正艳,引来一群蜜蜂。蜜蜂嗡嗡地边歌边舞,点缀着这个宁静的小站。

小站上没有钟,也没有电铃。站长吹一长声哨子,刚到站的火车跟着长啸一声,缓缓的离开小站,继续走自己的征途。

这个小站坐落在山坳里。站在月台上向四周望去,只看到光秃秃的石头山,没有什么秀丽的景色。可是就在这儿,就在这个小站上,却出现了一股活泼的喷泉,几树灿烂的杏花。

这喷泉,这杏花,给旅客们带来了温暖的春意。

『给母亲的短柬』
作者:李碧华
在大阪梅田纪伊国屋书店,发现一个专柜,是才建立起来两个多月的“角川MINI文库”——迷你《掌中书》。

每本小书约巴掌大,一见惊为天人。它们精致、优悠、多姿。此系列什么书种都包罗,设计悦目,我爱不释手。

看不懂日文不要紧,有些有汉字,有些是小诗,还有美丽的画。买了一大堆回来,光是掀掀也很快乐。

日本人很多因房租贵只住在城市外围,每天得花上大量时间在交通工具上,他们习惯了人人捧一本书在路上看。小如手掌的又轻松又方便。——它是初生,市场潜力未可估计。

小书每本售价二百日元,他们的罐装饮品如可乐、果汁、红茶,一百一十日元。那是说约值不足两罐汽水。

它是角川出版。角川在日本很闻名,旗下书种茂盛。我问他们,哪一本最畅销? ——是《给母亲的短柬》。

但买时只剩一本,幸好我得到它!这小书选辑了五十一则给母亲的短柬,能看懂因只这本有英译。

这真是一本动人的书。

我跳着看,最先看到千叶县一位七十一岁的须藤柳子写:

“妈:转眼间金已古稀之年了,请千万仍然活着。我渴望有机会与你见面。——我此生仍继续尽力寻找你。”

信很短,但“故事”跃然欲出,这是一个自欺欺人幽澹渺茫的梦,但无人忍心戳破。

再挑选一些意译送给各位:

“当我见到桔梗花突砰然绽放,令我想起你在年轻的日子,大太阳下,持着一把伞。”

“妈,不要再操劳了,你做得够多了,让我们把爷由医院带回家去。——我好担心你俩都会死。”

“妈,每当我软弱,夜里想哭,我会梦见你,温柔地拍着我的背。”

“在我小时候,曾骂:”你去死吧!‘我多想把那小孩杀掉。“

“妈,节日来了,我常忆起好想吃你给已供父亲的供品。现在,我的孙儿也有我当年那么大了。”

“求你来领我出去,妈,我在森林中迷路了!”

“在电话中说真有点不好意思,所以我偷偷写个字条:”对不起,妈。‘“

“你那么忙:煮饭、洗衣、清洁、照顾小孩,种种之外,还有桩大事,便是紧盯爸的艳遇。妈,你好棒。”

“妈,你别遮瞒自己穿几号衣好不好?我很难给你选购外套的。”

“你一定很奇怪,我是从来不跟你写信的。彩子她有孕了,妈。”

“妈,你快乐吗?满足吗?——你猝然去世后四年,我才有力气问你这个问题。”

“你常插嘴,又是个爱离间的八婆,好讨厌呢。——但你保持现状吧,因为这样证明你很健康。”

“妈,我今天在巴士站见到一个女人很像你,我帮她担袋子了。”

“妈,当哥哥战死沙场,你从未当众流过一滴泪。你究竟在何时何地哭泣?”

“我很后悔没告诉你,你只得三个月寿命。你一定有很多很多话未说。我一点都帮不上。”

“妈,你同那个男人一起开心吗?——爸至死也一字不提。”

“妈,不要死。直至我觉得是时候了。不要死,要等我完全报答你,你不要死……”

柬虽短,用字纯朴,但发自真心,令人泫然。

你会给母亲写个短柬吗?一切要“及时”啊!

写给爱人的情书,脆弱、迟疑、忐忑。妈妈不同,你想,你从前躲在她肚子中,她把自己体内最好的,无条件先给了你。你诞生时,她的痛苦是撕裂、血崩、命悬一线……。

『东西文化的界线』
作者:胡适
我离了北京,不上几天,到了哈尔滨。在此地我得了一个绝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东西文明的交界点。

哈尔滨本是俄国在远东侵略的一个重要中心。当初俄国人经营哈尔滨的时候,早就预备要把此地辟作一个二百万居民的大城,所以一切文明设备,应有尽有;几十年来,哈尔滨就成了北中国的上海。这是哈尔滨的租界,本地人叫做“道里”,现在租界收回,改为特别区。

租界的影响,在几十年中,使附近的一个村庄逐渐发展,也变成了一个繁盛的大城。这是“道外”。

“道里”现在收归中国管理了。但俄国人的势力还是很大的,向来租界时代的许多旧习惯至今还保存着。其中的一种遗风就是不准用人力车(东洋车)。“道外”的街道上都是人力车。一到了“道里”,只见电车与汽车,不见一部人力车。道外的东洋车可以拉到道里,但不准再拉客,只可拉空车回去。

我到了哈尔滨,看了道里与道外的区别,忍不住叹口气,自己想道:这不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界点吗?东西洋文明的界线只是人力车文明与摩托车文明的界线——这是我的一大发现。

人力车又叫做东洋车,这真是确切不移。请看世界之上,人力车所至之地,北起哈尔滨,西至四川,南至南洋,东至日本,这不是东方文明的区域吗?

人力车代表的文明就是那用人做牛马的文明。摩托车代表的文明就是用人的心思才智制做出机械来代替人力的文明。把人做牛马看待,无论如何,够不上叫做精神文明。用人的智慧造做出机械来,减少人类的苦痛,便利人类的交通,增加人类的幸福,——这种文明却含有不少的理想主义,含有不少的精神文明的可能性。

我们坐在人力车上,眼看那些圆颅方趾的同胞努起筋肉,弯着背脊梁,流着血汗,替我们做牛做马,施我们行远登高,为的是要挣几十个铜子去活命养家,——我们当此时候,不能不感谢那发明蒸汽机的大圣人,不能不感谢那发明电力的大圣人,不能不祝福那制作汽船汽车的大圣人:感谢他们的心思才智节省了人类多少精力,减除了人类多少苦痛!你们嫌我用“圣人”一个字吗?孔夫子不说过吗?“制而用之谓之器。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孔老先生还嫌“圣”字不够,他简直要尊他们为“神”呢!

『马缨花』
作者:季羡林
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孤零零一个人住在一个很深的大院子里。从外面走进去,越走越静,自己的脚步声越听越清楚,仿佛从闹市走向深山。等到脚步声成为空谷足音的时候,我住的地方就到了。

院子不小,都是方砖铺地,三面有走廊。天井里遮满了树枝,走到下面,浓荫迎地,清凉蔽体。从房子的气势来看,依稀可见当年的富贵气象。等到我住进去的时候,富贵气象早已成为陈迹,但是阴森凄苦的气氛却是原封未动。再加上走廊上陈列的那一些汉代的石棺石椁、古代的刻着篆字和隶字的石碑,我一走回这院子里,就仿佛进入古墓。这样的气氛同我当时的心情是相适应的,我一向又不相信有什么鬼神,所以我住在这里,也还处之泰然。

我是不是也有孤寂之感呢?应该说是有的。当时正是“万家墨面没蒿莱”的时代,北平城一片黑暗。白天在学校里的时候,同青年同学在一起,从他们那蓬蓬勃勃的斗争意志和生命活力里,还可以吸取一些力量和快乐,精神十分振奋。但是,一到晚上,当我孤零一个人走回这个所谓家的时候,我仿佛遗世而独立。没有一点活气。寂寞像毒蛇似地偷偷地袭来,折磨着我,使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有一天,在傍晚的时候,我从外面一走进那个院子,蓦地闻到一股似浓似淡的香气。我抬头一看,原来是遮满院子的马缨花开花了。我站在树下,仰头观望:细碎的叶子密密地搭成了一座天棚,天棚上面是一层粉红色的细丝般的花瓣,远处望去,就像是绿云层上浮上一团团的红雾。香气就是从这一片绿云里洒下来的,洒满了整个院子,洒满了我的全身。花开也是常有的事,开花有香气更是司空见惯。但是,在这样一个时候,这样一个地方,有这样的花,但是。在这样的时候和地方,有这样的香,我就觉得很不寻常,甚至有感激的心情了。从此,我就爱上了马缨花,把它当成了自己的知心朋友。

可惜不久我就搬出了那个院子,同那些可爱的马缨花告别了。

时间也过得真快,才一转眼的工夫,已经过去了十三年。这十三年里,我看了、学习了很多新东西,走了很多新地方,当然也看了很多美妙动人的奇花异草。然而使我深深地怀念的却仍然是那些平凡的马缨花。我是多么想见到它们呀!

最近几年来,北京的马缨花似乎多起来了。公园里,马路旁边,都可以看到新栽种的马缨花,绿云红雾飘满了北京。给首都增添了绚丽与芬芳。我十分高兴。仿佛是见了久别重逢的老友。但是,我却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些马缨花同我记忆中的那些很不相同。它们不同之处究竟何在呢?

我最初确实是有些困惑。后来,我扩大了我回忆的范围,把当时所有同我有关的事物都包括在里面。不管我是怎样喜欢院子里那些马缨花,回忆的范围一扩大,同它们联系在一起的不是黄昏,就是夜雨,否则就是迷离凄苦的梦境。我好像是在那些可爱的马缨花上面从来没有见到哪怕是一点点阳光。

然而,今天的马缨花,却仿佛总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即使是在黄昏时候,在深夜里,我看到它们,它们也仿佛是生气勃勃,同浴在阳光里一样。它们仿佛想同灯光竞赛,同明月争辉。同我记忆里那些马缨花比起来,一个是照相的底片,一个是洗好的照片;一个是影,一个是光。影中的马缨花也许是值得留恋的,但是光中的马缨花不是更可爱吗?

我从此就爱上了这光中的马缨花,我也爱藏在我心中的这一个光与影的对比,我愿意马缨花永远在这光中含笑怒放。

选自《光明日报》1962年10月1日

『钟摆』
作者:欧.亨利
“81号街到啦!喂,让他们下去。”穿着蓝衣服的司机叫道。

一群人乱哄哄地下了车,另一群又匆匆挤上去。叮——叮!曼哈顿的车哐啷哐啷地开走了,约翰·帕金斯混在下车的人群中,随人流挪动着脚步。

约翰慢吞吞地走向他的公寓。对一个已经结婚两年,住在一套公寓里的男人来说,没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在等着他。约翰·帕金斯情绪低落地走着,心中有股被压抑的愤世嫉俗的情绪,他向自己预言,这单调乏味的日子摆脱不掉预料之中的结局。

凯蒂总是在家门口迎接他,还有一个散发着润肤膏和奶油硬糖气味的吻。他总是脱掉外衣,坐在像铺着碎石子一样的沙发上,读晚报上关于俄罗斯人和日本人铅中毒的消息。晚饭总是炖肉块,一碟凉菜,一瓶草莓果酱。晚饭之后,凯蒂又会让他看被子上的新补钉,补钉的料子还是卖冰人从自己的领带尖上剪下来给她的。

7点半,楼上的那个胖子开始体育锻炼,他们总是在家具上摊开报纸,接住掉下来的泥灰。8点整,住在过道对面的希基和穆尼组成的杂耍队,总要开始震颤性的练习,妄想着哈默斯坦(德裔美国剧院经理,先后创办哈莱姆歌剧院尧曼哈顿歌剧院尧列克星顿歌剧院)带着1周5万元报酬的合同,来聘请他俩;其后,住在天井另一边的那位绅士又在窗边吹起了长笛;夜间泄漏的煤气悄悄地飘到了公路上;升降机会脱轨;照管房屋的工友会再次把柴诺维茨基夫人的5个孩子赶过鸭绿江;那位穿着浅褐黄色鞋子,牵着狗的太太会脚步轻盈地走下楼,把她星期四用的名字贴在电铃和信箱上:弗罗格摩尔公寓的晚间常规活动就这样开始了。

约翰·帕金斯知道这些事准会发生。他还知道,8点15分,他会鼓起勇气伸手去拿帽子,他妻子则会抱怨地说:

“我想知道你要去哪儿,约翰·帕金斯?”

“我想去麦克洛斯基那儿,”他总是这么回答,“同朋友们玩一两盘台球就回来。”

最近他养成了玩台球的习惯,总在10点或11点才回来。有时凯蒂已经入睡,有时还在等他。

今晚约翰·帕金斯走到家门口时,他平淡无味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门口没有凯蒂那充满深情和糖果味的吻,3间屋子看上去异常凌乱,她的东西乱七八糟,到处都是。鞋子在地板中央,烫发钳、发结、睡衣和粉盒杂乱地堆在梳妆台和椅子上,这不是凯蒂的持家方式。他看到梳子齿上有团她的褐色头发,约翰意识到,她肯定遇到了什么非同一般的紧急事情,因为她平时总是仔细地把这些梳下的头发放到壁炉架上的那只蓝色小花瓶里,她一直渴望用它做一个女用的“发垫”。煤气喷嘴上用绳子挂着一张折起来的纸,那是他妻子的留言,上边写着:

亲爱的约翰院,我刚收到一份电报,说母亲病重。我要乘4点半的火车,兄弟山姆会在那边的火车站接我。冰箱里有冷羊肉,付5角钱给送牛奶的人,上个春天她病得很厉害。别忘了把煤气表的事写信给公司,你的好袜子在顶格抽屉里。时间紧迫,我明天再给你写—凯蒂。

结婚两年,他从没和凯蒂分开过一晚。约翰把留言读了一遍又一遍。从没有过变化的日常生活起了波折,这让他感到惶恐。

红底黑圆点的宽大长衣,挂在一只椅子背上,空空得不成个样,那是她做饭时常穿的。在忙手忙脚之中,她把平日里穿的衣服扔得到处都是。她最爱吃的一小纸袋奶油硬糖连绳子都没解开。一张报纸摊在地板上,报上的火车时刻表给剪下了,留下一个长方形的口子,房间里的每件东西好像都在诉说失落。约翰·帕金斯站在没有生命的遗物中间,心里感到异常孤寂。

他开始收拾房间,尽力想要收拾整齐。当他一摸到她的衣服,就像有股电流,流遍了他的全身。他从没想过,没有凯蒂,生活将会变成什么样。她已经彻底融进了他的生活,就像他呼吸的空气,不引人注意但却是必需的。现在,她就这样一声不吭地走了,不见了,没有一点踪影,仿佛从不存在。当然,这只是几天的事,或者最多一两个星期,但对他来说,仿佛死亡降临到了他平安无事的家庭。

约翰从冰箱里拿出冷羊肉,做好咖啡,坐在孤单的食物前,盯着桌上草莓酱的纯度,没有炖肉块和凉菜。此刻,这些东西对他而言算是恩赐了,多令人愉快啊。吃过这顿冷冷清清的晚饭之后,他坐到窗前。

他不想抽烟。窗外的城市在呼唤他去参加它荒唐欢乐的舞蹈,勿庸置疑,他可以出去,像那儿任何一位快乐的单身汉一样,自由自在地狂欢。只要他喜欢,他就可以狂饮,游荡,纵情地玩到天亮,不会有怒不可遏的凯蒂在等他。只要他想玩,他就可以在麦克洛斯基那儿同他那帮闹哄哄的朋友打台球,直到天亮。当弗罗格摩尔公寓的生活让他烦腻时,一直捆绑着他的婚姻缰绳却松脱了,凯蒂走了。

约翰·帕金斯不习惯分析自己的情感。但是,凯蒂走了,他现在明白了,没有凯蒂就没有他的幸福。他对她的感情,被麻木的生活一点一点削弱了,如今他终于醒悟过来。谚语、说教或寓言曾多次告诫我们,在甜美歌唱的鸟儿飞走之前,我们从不珍视音乐。

“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笨蛋,”约翰·帕金斯思忖道,“我一直那样对待凯蒂。每个晚上都去玩台球,去同朋友们闲逛,而不是留在家里同她在一起。这个可怜的姑娘孤零零地呆在家里,什么乐趣也没有,我竟那样对待她!约翰·帕金斯,你是最坏的坏蛋。我一定要补偿这个小姑娘,我要带她出去,让她长长见识。从现在起,我要同麦克洛斯基那伙人一刀两断。”

外边的城市在高声大叫约翰·帕金斯到他们狂欢的队伍中去跳舞。在麦克洛斯基那儿,朋友们正悠闲地把台球打进球袋,消磨着夜夜如此的娱乐时光。然而,妻子不在,享乐之路也好,咔哒响的球杆也好,都提不起帕金斯的兴趣。那本属于他的东西被剥夺了,他曾经还对它满不在乎,甚至有些鄙视,现在他却想要它。那个被上帝赶出乐园的亚当,悔恨的帕金斯或许正在步他的后尘。

靠近约翰·帕金斯右手的一把椅子,椅背上搭着凯蒂的蓝色衬衣式连衣裙。它们保持着她身体曲线的影子,袖管的中间部分有几条细细的皱痕,那是她伸展手臂劳作时留下的,它散发出一股沁人心脾的香气。约翰拿着它,泪水涌进了他的双眼。当她回来的时候,他一定弥补他全部的疏忽。没有她,生活会是怎样呢?

门开了,凯蒂拎着小小的手提包走进来。约翰呆头呆脑地盯着她。

“哎!很高兴回来了,”凯蒂说,“妈病得不重。山姆在火车站等着,说妈的病发作得不厉害,他们把电报发出后不久,妈就没事了,这样我就搭下一班火车回来了。我非常想喝杯咖啡。”

当弗罗格摩尔公寓3楼正面的机械装置吱吱地重新回到常轨时,一切也都步入了正轨。

约翰·帕金斯看着钟,时间是8点15分。他伸手拿起帽子,向门走去。

“喂,我想知道你要去哪儿,约翰·帕金斯?”凯蒂用抱怨的口气问。

“我想到麦克洛斯基那儿去,”约翰答道,“同朋友们玩一两盘台球。”

『初一的饺』
作者:梁文道
过农历新年其实是一整套的仪式,这个仪式当然包括了回家吃饭,而且饭菜的菜单是有讲究的,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都是仪式的一部分。传统就在家家户户这新年饭桌上延续演变。

我虽然是广东人,但小时候家里掌勺的却是祖籍河北的外婆,所以我从小就在北方口味底下成长。听外婆说,初一要吃饺子,初二要吃面,初三吃的则是“盒子”(一种馅饼)。这是规矩,内容和顺序不可轻易更动,哪一年没这么吃,哪一年就好像没过好春节,全年不吉祥。

中国人的年菜要有意头,团圆就是最重要的一种意头,我们家大年初一包的饺子自是团圆的意思。这个团圆,不只是饺子的形状所象征的意义,而且是制作的过程。在最理想的状况下,应该全家一起围着桌子,从搓面、擀皮到包馅,一起说说笑笑地分工合作。平日大家各有各的事,这天大家同聚,透过这个仪式和吃进嘴里的饺子,提醒我们原是一家人。农历新年,是所有家庭重申家庭真义的日子。

跟很多人一样,我们家在现代中国史的战乱苦难中流离迁徙,从华北到澳门,从澳门到台湾,再四散至美国和香港,最后又聚回香港。除夕夜里,不论饺子是谁包的,最后下锅的一定是外婆。大部分家庭的厨房都是女人每天工作的地方,直到新年都不例外。如果食物是一个家,一个社群乃至整个传统的载体的话,负责把关这记忆传承的,一定就是女性了。

我的外婆把她家乡的记忆带到了现代的香港,但这份记忆脱离了它原生的社群土壤,早就是无根的碎片了。我只知道初一的饺子在我们家的地位,但不知它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它还有什么意义。直到几年前,我头一回去外公外婆的河北老家过年。

那是个并不富裕的农村,位置在北京和天津之间。那年春节特别冷,白杨树上都结了树挂,可见来年一定有好收成。在这岁晚寒冬的日子,小孩不上学,大人也早就歇田了。整个同姓的村子里,亲戚邻居每天无事,往来串门嗑瓜子喝茶,打几桌麻将;好动的就在外头放鞭炮,弄得满地尽是炮仗剩下的红纸碎。好一番过年气象。

终于到了大年三十,这天下午村里的小学教室临时充作祠堂,黑板上悬下一大幅族谱,村子里的男人都来膜拜祭祖。这时我才发现中国的族谱里只有男丁,没有女子,生下来的女孩固然不记名,外头嫁进来的也只有“石氏”、“刘氏”等没有名字的无尾孤姓。女人在传统农村有多高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除夕夜里,村子里开始总动员,男男女女都在包饺子,预备一过午夜吃头年里第一顿饺子。原来这就是我家初一饺子的根。尽管经过“文革”那些年的摧残,村里人还是记住且复活了传统,初一的饺子是在十二点刚过、四处鞭炮声中,同族同房一大伙人热腾腾地站着一起吃的,温热地抗拒外面的寒风冰雪。可是经历了这许多年,如今我们家的饺子却是在初一中午才开始吃的,传统随时空变迁有了新版本。

印象最深的,是这顿开年水饺原来一定得让男人下锅来煮。平常不大做饭的男人,必须负责这仪式的一餐,开启新的一年。我赫然想起很多地方都是如此,男人的权威表现在他们煮新年的第一餐饭上,以前书里读的,现下有眼前例证。但是我知道,到了最后,经过重重曲折与流亡,保住传统的依然是女人。就像我外婆煮的水饺,她用她的方法把河北老家的记忆带到了现代香港的饭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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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处』
作者:简媜
在花事荼靡的人生市街,敢于独自走入无人幽径的人,最能品味独处之美。虽然,红杏枝头春意闹,一直是人所向往的风景,但我愿意说,青萝拂行衣更能涌生感叹!

独处,为了重新勘察距离,使自己与人情世事、锱铢生计及逝日苦多的生命悄悄地对谈。

独处的时候,可怜身是眼中人,过往的人生故事一幕幕地放给自己看,挚爱过的、挣扎过的、怨恨过的情节,都可以追溯其必然。不管我们喜不喜欢那些结局,也不管我们曾经为那些故事付出多少徒然的心血,重要的是,它们的的确确是生命史册里的篇章,应该毫不羞愧、毫不逃避地予以收藏——在记忆的地下室,让它们一一陈列着,一一守口如瓶。

独处,也是一种短暂的自我放逐,不是真的为了摒弃什么,也许只是在一盏茶时间,回到童年某一刻,再次欢喜;也许在一段路的行进中,揣测自己的未来;也许在独自进餐时,居然对自己小小地审判着;也许,什么事也想不起来,只有一片空白,安安静静地若有所悟。

如果,你的妻子、丈夫或情侣,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忽然拿着一把伞要出门而又无法交代去哪里,你就让他去吧。因为,再亲密的人的谈笑风生,也比不上独处时不为人知的咏叹。

『认识世界』
作者:蔡康永
其实卖东西给你的人,也就是这些厂商,他们做广告做到了一个地步,就是剥夺了我们享受原来可以看得到的景色的权利。我记得我到云南帮张艺谋的《千里走单骑》主持开幕典礼,那时候我站在云南的丽江边,望着那么好的山水,我的眼睛大概只移动了四十公分,这样转过来就看到一个巨大的看板,写着“某某地产公司在此大展宏图”,这样的字样把一面景色给毁掉了。就算是北京市、上海市,这些大都市,本来就有美好的天空线,也许就是广场,上面有漂亮的建筑物,还有人在走动,可是突然出现很多的看板。以我的预测,这些看板会越来越夸张,就是会有穿得很少的男生或女生在上面,想要卖给你内衣或内裤。并不是他们不美丽,只是他们并没有征求我们的同意,说你要把我们的眼睛盖满你要卖给我的东西。

我甚至觉得,社会上的我们一般所认为的边缘人对我的吸引力都远超过我心目中的成功人士。我自己有一档节目,在网路上应该是比“康熙来了”看的人少很多,那是一个一对一的访谈,叫做“真情指数”,那个节目被设定为访问成功人士,可是我其实就一直都没有那么想访问成功人,因为我觉得成功不应该被界定为人生唯一的价值。我被人家访问说你怎么成功的,我通常回答说我不觉得我怎么成功。第二个就是,我不觉得人生一定要成功,一定有很多人失败的,那失败的人难道不值得有一个好的人生吗。

很多人都觉得我是一个叛逆人,可是我真的很想讲的是,我非常地重视传统。我只是觉得,传统不像很多人描述得那么刚毅的样子。比方说,我认为孔子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人,而不是一个老夫子。你看他的生活方式,他带着72个门徒到处流浪,到每个国家去,都求君王说请你让我当政府的领导人,因为我会做得非常好,然后大家都不要他。那72个人当中充满了奇怪的人物,有人整天都在睡觉,有人偷东西,有人很会打架,那活生生就是一个帮派嘛。孔子绝对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热情洋溢的人,他绝对不是那一个被我们描述成满脸胡子、只希望学生都乖乖听话背他的《论语》的那种人。虽然我会很多《论语》,我讲这件事是因为我觉得真正叛逆的人都非常重视传统,只有当你把传统当成是一个够分量的力量,你才会奋力跟它搏斗,你才会把它当作是一个足以尊敬的对手,然后从传统当中产生出新的创作的生命出来。如果有人认为传统一文不值的话,我觉得那个人不是真正的叛逆。他不太可能创作出那么可爱的东西来。

人生本来就是矛盾组成的,所以我觉得人格分裂是比较正常的状况,我们永远都应该处于着一种不太舒服的、对自己不断的觉醒,而不是觉得自己已经完整圆融到什么都懂、什么都了解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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